作者：艾伦·肯特罗 为什么阅读德鲁克？[1]
译者：慈玉鹏
来源：12个德鲁客（ID：peterdrucker12）
德鲁克出版发表了大量作品，仅在《哈佛商业评论》就发表了30多篇文章，无疑这些作品已成为管理学的里程碑。德鲁克的作品曾被无数人阅读，影响管理实践和管理教学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但所有人都读过德鲁克的作品吗？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吗？阅读德鲁克的作品会得到哪些收获？
在这篇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作者肯特罗认为，德鲁克对管理学科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具体观点的价值，而在于孕育这些观点的严谨思维方式。肯特罗指出，相比于研究德鲁克的具体观点，人们从观察德鲁克的思维方式中学到的要深刻得多。他从德鲁克的大量作品中选取特定段落，论证其广泛的背景性、逻辑性与整体性思维方式如何有助于长期洞察管理实践，以及如何结合公正方法和常识推理有效说服读者。他把德鲁克的作品具体划分为四类：社会与政治思想类、企业与管理分析类、逻辑上可能的未来发展趋势类、企业任务的入门指引类——并为如何选择最适合的作品提供了一份指南。
本文最初发表于1980年1/2月《哈佛商业评论》。
只要一提到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多年来，德鲁克广泛的研究兴趣几乎涵盖了企业经营的所有方面，并浓缩为他那座六英尺高书架上极具思想性的著作和文章。这种工作成效本身就可谓一流的专业成绩。此外，德鲁克频繁现身于管理研讨会、报告厅、会议室与教室，承担了大量顾问工作，并且具备通俗易懂地表达复杂思想的才能。难怪只要一提到德鲁克的名字，就会引起广泛关注。人们竖起耳朵听是因为他们尊重经验（经过提炼、分析、系统表达的经验）的权威，并渴望从中受益。当然，也有许多人没有认真聆听德鲁克的告诫。学术界有人认为德鲁克更像记者而非学者，甚至更像能说善道的布道者而非记者。他们把德鲁克的研究贬为根本没有研究，并认为其管理思想无结构无系统（最严重的罪过）。在他们看来，德鲁克仅仅纸上谈兵，是一位缺少实干经验的的哲学家。在一个极端，有人认为德鲁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处理企业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无数细节问题，因此质疑其判断的权威性。在另一个极端，热心的追随者视德鲁克为最受欢迎的思想家，给予过高的赞誉。他们从德鲁克的作品或谈话中任意截取所需的片段，用来支持德鲁克本人并不支持的观点。无独有偶，也有过分热心的信徒把他的复杂思想简化为几条权威观点，这些简化的教条歪曲了德鲁克的原意。事实上，德鲁克的作品助长了这种极端做法。在某些方面，德鲁克依赖“贡献系数”[2]之类暗示性（但不完全成熟）的概念，为学术上的批判提供了口实。在另一些方面，德鲁克努力追求一种精炼的警句式风格，往往让那些轻易满足于简单短语和似是而非说法的人正中下怀。例如，德鲁克断言：“大多数销售培训完全不合理，充其量只能把一个白痴变成不称职的销售员。” 但这种论断也能极大地推动人们解决长期忽视的棘手难题。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口号都是双刃剑。若使用得当，口号可以使人们的思维敏锐而犀利；若使用不当，口号就会导致人们的思维简单且混乱。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德鲁克作品受到关注并非由于大量口号，也不是因为擅长技术核算。相反，人们的耳朵竖起来是为了捕捉德鲁克丰富思想中蕴含的智慧。德鲁克作品的影响力非常广泛、非常长久，以至于他的许多思想已成为理解当今企业的常识，导致人们即使在回顾过往时，也不容易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关于大型组织构成的现代工业社会，德鲁克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现在看来，毫无疑问企业是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并且适用于社会机构或政治机构的分析模式显然可以用来分析企业。在以往，人们是否没有时常思考私营企业合法权威、组织原则以及领导模式的来源？管理层是否认为没必要解决雇员对地位和功能的关切，没必要设法使“知识工作者”适应现有的决策和指挥结构，或者没必要在管理层内部和不同管理层之间实现有效沟通？就此而言，企业是否曾经忽视了管理者的招聘与开发、董事会的合适角色、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企业是否没有充分关注工作本身的内在逻辑，或者没有高度重视有助于管理者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效果的技术？企业是否忽略了自身业务的性质和客户的性质等根本性问题？现如今，许多管理者为利润辩护，将其作为衡量经济绩效的客观指标，或者作为防范未来风险的必要保障，这几乎已成为常识，至少在商界如此。有人呼吁管理层在制定短期目标的同时兼顾长期战略，这并不令人惊讶。主张企业制定创新计划的声音也不再犹如旷野中的呼喊。上述种种似乎都不再新颖，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这是德鲁克对管理思想产生直接或间接普遍影响的主要证据。总体而言，上述思想早已被视为一种专业智慧，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了。确实，上述思想中只有少数是德鲁克的原创。甚至有些思想早已被许多管理作品提出。然而，反复倡导明智的思想总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德鲁克作品的内容既不具有原创性，又非独一无二，并且展现的最多不过是他思想中容易解释的部分，那么为什么仍然阅读呢？简言之，为什么阅读德鲁克的原作而不是他的主要思想概述？答案显而易见：围绕对管理的认识，德鲁克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具体观点的价值，而在于形成这些观点的严谨思维方式。相比于研究德鲁克的具体观点，人们从观察德鲁克的思维方式中学到的要深刻得多。多数评论家公认德鲁克的作品对管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德鲁克思想中更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思维方式而非具体观点。首先，德鲁克管理思想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为了理解管理层的基本任务，德鲁克通过例子表明有必要理解相应的背景。人们必须理解形成特定结构和传统的历史环境，以及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所处的文化环境；必须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演变出的多种形式，以及每种形式的独特优势；必须意识到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前提。简言之，人们必须能够认识到人类的渴望以及能够适应的原有极限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外，人们还必须时刻把握技术变化与人口变化的速度、方向、逻辑，这些变化将导致未来截然不同于现在；同时必须仔细确定当今的哪些事物会延续至未来。尤其是，人们必须用其他领域的知识补充对管理的理解，定期把这种理解与其他大型组织、不同文化的总结性经验进行比较。当涉及最棘手的问题时，这种综合性思想使德鲁克能够识别关键的争议性假设，在这些假设之间建立联系，并加以评估。例如，在《公司的概念》中，围绕人们对“大型企业”的诅咒，德鲁克进行了长篇大论。[3]在这本书中，德鲁克通过挖掘大型企业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观点赖以立足的前提，以及该前提立足的基础，证明他们存在严重误解，从而避免了做出不必要的过度反应。德鲁克发现，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大型企业的多数反对者实际上是反对垄断；支持者实际上是支持垄断。当然，当今的垄断与大型企业不是一回事，也不应混为一谈。但德鲁克能够紧扣双方争论的焦点，并进一步挑战其历史和逻辑基础。他写道：“垄断理论至今仍然得到广泛的认同，甚至被奉为真理，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适用于18世纪——之上：供给是有限的，而需求总是无限的。”[4]该假设并非总是成立。在某些历史时期，它可能成立；但在另一些历史时期，它可能不成立。由于德鲁克清楚垄断的传统意义以及过去与当前经济形势的结构性差异，所以他能够使偏离正轨的讨论返回正轨。再举一个例子。在《经济人的末日》中，德鲁克通过剖析法西斯思想的历史背景，理解了看似非理性的诉求背后的逻辑。[5]德鲁克认为，既有经济制度是自治的，由理性规律管控，旨在实现自由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6]摧毁了欧洲人对该经济制度本已动摇的信心。人们继承的古典经济学[7]理性世界观被证明已破产，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为个人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种非经济性基础。德鲁克通过剖析先前思想体系突然丧失重要性的原因，触及了20世纪极权主义兴起的核心。德鲁克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讣告般言论，以及分析凯恩斯经济学的著名文章，都具备类似的特征。他写道：“凯恩斯著作的主要前提是，在工业社会和信用经济条件下19世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但其著作旨在恢复和保存19世纪自由放任政治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制度，最重要的是保存自治和自发的市场。在一个理性的制度体系中，二者不能再兼得；凯恩斯倡导的政策魔法般地（类似于法术、魔咒和咒语）将公认的非理性行为转变为理性行为。”[8]
马克思的思想也大致如此，把工业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视为普遍的既定条件。德鲁克的综合性思想也论证了技术赋予现代企业的特定责任。基于对工业发展史的深刻了解，德鲁克在《技术与管理》中指出：“20世纪，技术活动在结构、方法和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9]例如，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技术工作的专业性和机构性从根本上都是新出现的，对资本支出的要求呈几何比例增长同样如此。德鲁克能够认识到从研究到实际应用这一漫长过程的意义，能够理解科学与技术需要一种本质上全新的关系。他也认识到惯常的产品生命周期突然缩短带来的风险。德鲁克的思想立足于对技术史同样深刻的了解。基于对所谓第一次技术革命（古代世界出现的“灌溉城市”及伴随的文明）的研究，德鲁克概括出一系列适用于当今世界的经验教训。无论发生于何时，这种革命都要求社会和政治机构的重大创新。尽管创新采取的形式必须基于技术变革创造的新客观现实，但塑造创新的价值及创新服务的人类目的仍由人们掌握。[10]现如今，技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要求企业脚踏实地适应客观环境，并日益谨慎地致力于最终社会目标。要想在现代条件下取得成功（甚至生存下去），企业必须清醒地理解并履行这两项责任，德鲁克结合工业发展史和技术史得出了如此平衡的结论。或许这种综合性思想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德鲁克对日本式决策的严谨分析。[12]他从这种陌生文化中获取证据，不仅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也使美国管理实践的特征更加清晰可见。德鲁克发现，日本式决策与美国式决策存在三个基本区别：1）就其本身而言，日本式决策往往是重大决定，也就是说决策必须涉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务；2）在决策过程中，日本式决策允许拿出大量时间设法在所有各方之间达成共识；3）日本式决策一旦做出，就会迅速转变为行动方案，且往往与原先的政策大相径庭。[13]基于对日本人做事方式的深刻了解，德鲁克认识到日本式决策前令人费解的瞻前顾后和决策后的全速行动，即便让美国人感到陌生，也仍然会给他们带来启发。美国管理者决策时往往聚焦单个优点，更多关注战术而非战略；日本决策者首先会非常谨慎地界定当前问题的确切性质。只有在这个阶段，他们才会按部就班审视每种可行的行动方案。尽管该过程会耗费大量时间，但可以确保最终做出的决策已被“预售”。基于这种共识，每位相关的管理者都知道决策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及生效的必要条件。相比之下，美国管理者通常不会训练自己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时常迫使自己彻底思考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的决策往往治标不治本，而且总是需要事后“推销”。尽管美国式决策中的妥协大致相当于日本式决策的共识中隐含的妥协，但前者在结构上存在缺陷，后者则避免了这种缺陷。在美国式决策做出之后，妥协以及不可避免的权衡可能会破坏初始决定的系统逻辑；在日本式决策做出之前，妥协已被纳入决策本身，并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日本式决策与美国式决策、现代技术产生的影响、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思想、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对大型企业的诅咒等，德鲁克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了上述主题。德鲁克的思想既有外部的历史（或文化）背景，又有内部的论证逻辑。前者塑造了其思想中的假设和概念性词汇，后者赋予系统性说服力；前者使其立足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后者使其更加普遍适用；前者凸显相对性，后者强调普遍性。德鲁克并不否认背景与逻辑之间的张力。相反，通过仔细考察二者，他得以反复界定讨论的相关术语，将其概括为最基本的原则，揭示不合适的假设或推论，并识别隐藏的矛盾。更具体地讲，他论述工资和工资政策的方式揭示了雇主与雇员截然不同的初始假设。[14]他抨击年度会计核算的随意性，指出了抽象惯例及其代表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15]他指明了管理层内部晋升的典型标准存在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同具有约束性的经济目标相冲突。[16]在每个例子中，德鲁克都固执地拒绝接受表面的惯例，这使他能够看透这些例子及其形成的前提。进而，这种广泛的批判性视野恰恰展现了一种本能的整体性思维过程。正如许多德鲁克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他的思想既不倾向于孤立的事实，也不倾向于机械的因果解释。相反，对于不同事实间千变万化的模式和结构，以及对事实的重要性做出过程导向的解释，德鲁克进行了最丰富多彩的论述。只有处于（或相关）超越自身的更大整体中，独立的、随机的数据才会成为事实，孤立的事实才会具有重要性。德鲁克的整体性思维在《不连续的时代》中表现最明显，他在这本书中讨论了现代社会非进化的“不连续性”。[17]新技术的爆炸式发展，真正的全球一体化经济，知识成为核心经济资源，以及无数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发生了彻底变化。德鲁克认为，这些因素犹如“形成新大陆的漂浮物，”意味着我们的生存基础发生了巨大的、且很大程度上是隐藏的变化。上述因素存在的证据五花八门，但唯有德鲁克的整体性思维才能拼凑在一起，识别其形式，进而评估其重要性。德鲁克对管理举措的分析同样如此。例如，他坚持把营销作为管理层基本的、贯彻始终的任务，从而证明了一种观点：企业是一个必须以创新和满足消费者为导向的过程。[18]无独有偶，他从生产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各种变化中概括出几种典型模式。事实上，当德鲁克论述管理时，总是视其为一门学科，可以教导实务者在信息和环境的乱流中识别重要的星座。德鲁克广泛的背景性、逻辑性与整体性思维方式（这是他对管理学科的真正贡献）有助于长期洞察管理实践。他不仅仅传授有用的观点，而且提供了如何思考的范例。德鲁克的作品还具有另一种启发意义。尽管他的作品时常表现得直截了当和具有规定性，但很少丧失冷静理性的基调，也很少背离进行客观分析的主要承诺。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严酷的公正性。当然，德鲁克蔑视和谴责世界上的某些罪恶（政治的、社会的、管理的），但在宣判前，他会给予所有罪恶一次公正的听证会。对某些人而言，这种镇定的深思熟虑反而证明了疯狂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会不耐烦地咕哝道：“好了，好了，继续说吧”。至少在预期意义上，没有“继续说下去”是德鲁克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在争论过程中，思维急躁容易产生恼怒情绪，并使之摆脱理性的支配。见多识广的观察家认为，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19]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持久的耐心。在多次会议上，这使他能够超越缺乏耐心的对手，从而在辩论中胜出。德鲁克坚定地遵循理性步调，从而使结论具备了持久的说服力，尽管并非清晰详细，但卓有成效。我们阅读德鲁克的作品时，不仅可以亲自感受这种公正的方法，而且也能体验到优雅的语言艺术。德鲁克的文字往往文采优美，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知识面非常广，能够用使人放松且貌似随意的方式表达重要观点。人们往往相信德鲁克的话，因为信任说出这种话的声音：它既没有威胁，也不让人感到困惑，但它表明，即使最复杂的话题也可以通过运用经验、有序思考、普通判断力进行理解。请思考从《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节选的下述段落。相关话题的直接背景是围绕“掌握知识的专业人员”在法律上可能比管理者领取更高工资的情况展开讨论，现在看来或许这场讨论有点过时了。“在企业界，有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先例。当皮埃尔·杜邦[20]和艾尔弗雷德·斯隆[21]首次试图整顿混乱的通用汽车公司时，他们给运营部门的主管设定了与总裁皮埃尔·杜邦同样的薪酬。但在主动要求下，运营副总裁斯隆（各运营部门主管向其汇报工作）的工资收入低得多。一个由各种专业人员构成的部门的管理者，当然会比部门内部的多数人工资更高，但如果一两位‘明星’比管理者收入更高，不应认为是不正常的，更不应认为是不可取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销售员；明星销售员的收入应该高于区域销售经理。这也适用于研究实验室，以及所有其他绩效依赖个人技能、努力和知识的领域。” [22]
即使当涉及悬而未决的话题，甚至争论不休的观点时，德鲁克也能娓娓道来并使其显得合情合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一，德鲁克引用历史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恰当先例，让人们知晓他的立场。第二，他阐述核心行动（斯隆的所作所为）的方式（“在主动要求下”）如下：把抽象的结构问题转变为更具体的管理判断问题。第三，他概括了斯隆做出判断所依据的假设，并重新将其转变为结构性术语。因此，德鲁克讨论的过程包括：提出相关的先例，使问题变得通俗易懂，阐明对组织的要求，界定存在的局限，并明确真正的意义。他会反复思考当前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指出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德鲁克以巧妙的反思吸引读者，并用负责任的权威语调和常识推理（如果他真要这么做时）说服读者。这是德鲁克式文字的典型风格。他没有硬把读者拖向某些不受欢迎的结论。相反，他犹如轻轻地拉着读者的手臂一起散步，直到得出最合理的结论。他的脚步通常平静慎重、深思熟虑。但并非总是如此。他有时挥舞着旗帜，犹如在圣胡安山[23]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例如，德鲁克对利润问题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实际上，上述观念（最熟悉不过的利润与利润动机等式）不仅无关紧要，而且非常有害，是社会误解利润的本质以及对利润抱有深刻敌意（工业社会最危险的弊病之一）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上述观念需要为公共政策领域（美国以及西欧国家）最严重的错误负责，这些错误恰恰立足于对企业性质、职能、宗旨的误解。此外，上述观念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利润与企业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事实上，企业只有盈利能力强大，才能为社会做贡献。说句不好听的话，破产企业不可能是一家好企业，也不可能是社区的好邻居和好成员——当今的许多社会学家似乎赞同相反的观点。”[24]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充满愤怒的、欠缺克制的文字。确实如此，其直接背景是理性讨论“利润动机”类术语（指心理状况）与“盈利能力”类术语（指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抽象标准）之间的逻辑区别。更普遍的背景是遍布于德鲁克作品中的大量段落，这些段落有力地论证了利润是对抗未来风险的必要保障。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段充满愤怒情绪的文字，它递增的节奏是讲坛上的节奏；它的逻辑是把一长串因果关系折叠为简单的触发机制；它轻蔑的语气对怀疑者毫不留情。这可能严重背离德鲁克通常的修辞规范，但它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无效果。这种强烈的爱憎分明情绪有明确的目的。德鲁克非常清楚，语言对人的教导和激励作用不仅通过令人信服的理性来实现，而且通过打破或贯彻一种坚定的意志来实现。当障碍足够大，且部分读者思想上的顽固不化非常严重时，德鲁克就会采取暴力征服的方式，用滔滔雄辩打破习惯的抵制。德鲁克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不多，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语言策略家，该做法往往会大获成功。即使这些段落摆到面前，大量批评者仍然指责德鲁克的思想明显缺乏热情，一定程度上与材料脱节。这些人完全错了。缺乏热情与平心静气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德鲁克思想的客观性反映了对平静理性（并非缺乏热情）的真正承诺。事实上，德鲁克的许多思想蕴含着极为紧迫的道德关切。他之所以极端重视管理，是因为非常担心，若西方社会的主要机构未能履行基本职责，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以德鲁克的早期著作和最近的自传[25]为例，任何读者无须认真阅读就可以发现，他从未忘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教训。那段痛苦的历史记忆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对出生在美国的年轻管理作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德鲁克190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20世纪社会为制度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德鲁克对此痛心疾首，但年轻的管理作家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德鲁克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取决于对大型组织的保护。这些组织一旦获得成功，很可能就会满足人类的需求。大型组织是实现个人自由和通过自我控制承担责任的主要载体。如果企业不能满足经济绩效、社会、个人累积的需求，那么我们与混乱恐怖势力之间将再无阻隔。难怪德鲁克高度重视管理者的品格及其肩负的重大责任。如果你想阅读德鲁克的作品，但时间有限，那么该如何选择呢？往往难以选择，因为德鲁克的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社会与政治思想类；企业与管理分析类、逻辑上可能的未来发展趋势类、企业任务的入门指引类。当然，有些作品可以归入多个类别，也有少数作品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社会与政治思想类作品中，首先是《经济人的末日》，该书非常客观地剖析了20世纪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后续的两本著作完成了《经济人的末日》开创的思考周期。《工业人的未来》探讨了现代组织中核心的合法权威问题；[26]《新社会》勾勒出工业社会公民权的理想愿景。[27]《人与商业》是德鲁克的一本文集，包含不少精彩论述，如对索伦·克尔凯郭尔[28]、约翰·卡尔霍恩[29]、亨利·福特[30]等人的思考都令人耳目一新。企业与管理分析类作品也构成了一个思考周期。《公司的概念》是德鲁克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开创性研究。《管理的实践》[31]与《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或许是德鲁克为管理学做出的两个最重要贡献。逻辑上可能的未来发展趋势类作品主要包括《美国的下一个20年》[32]、《技术与管理》，或许《已经发生的未来》[33]也可归入此类。所有这类作品基本上论述了标题指出的内容。《不连续的时代》识别并评估现代世界的基础发生的彻底变化。相比之下，《看不见的革命》（该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所以略显偏颇）考察了一种不同的、但同样彻底的变化：德鲁克所谓“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34]企业任务的入门指引类作品主要包括两本著作：《成果管理》论述了提高经济绩效的策略；《卓有成效的管理者》[35]提出了若干帮助管理者更卓有成效地管理自己和他人的建议。德鲁克最近出版的《旁观者》[36]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无论如何，德鲁克曾经接触过的人物，尤其是在欧洲章节中出现的人物，可谓丰富多彩，他带领读者管窥已消失的社会和政治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定程度上，《旁观者》比小说更生动，比散文更活泼，在思想性方面也毫不逊色。《不连续的时代》亦是如此。这也为阅读提供了乐趣，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乐趣。对最高管理者而言，卓有成效地思考未来的可能形态变得日益重要，而《不连续的时代》为此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激动人心的框架。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可以慢慢研读《工业人的未来》。德鲁克在这本书中阐述了对工业社会核心问题（自由与合法性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通常不会每晚出现在电视新闻中。在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管理的实践》最重要，全面阐述了对管理的看法。这本书比《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简洁得多，在教导与实例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非常实用，但涉及的知识面也非常广。如果德鲁克的著作对你有什么直接价值，那么你很可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然而请记住，阅读德鲁克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学习他训练有素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本质上可改变的具体观点。当然，德鲁克的大量观点值得密切关注。但是，正如18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约翰逊博士[37]理解的那样，阅读书籍时真正重要的不是摘下每朵花，而是“只要用力摇晃树干，所有树枝都会晃动。”[1] 本文重新发表于2009年11月《哈佛商业评论》。——译者注[2] 德鲁克著，朱雁斌译：《成果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原注[3] 德鲁克著，慕凤丽译：《公司的概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77页。——原注[5] 德鲁克著，洪世民、赵志恒译：《经济人的末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原注[6] 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指1929年始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译者注[7]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十八九世纪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系统，主要受自然的生产和交易规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得手”）支配，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译者注[8] 德鲁克著，慈玉鹏译：《人与商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页。——原注[9] 德鲁克著，慈玉鹏译：《技术与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原注[11] 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人与商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90~196页。——译者注[12] 关于德鲁克对日本式管理的分析，参见《人与商业》的第10章“力图再创奇迹的日本”和第11章“值得学习的日本管理经验”，同时参见《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第20章。——原注[13] 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人与商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91~192页。——译者注[14] 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认识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86~189页。——译者注[15] 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生态愿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237页。——译者注[16] 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认识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334页。——译者注[17] 德鲁克著，吴家喜译：《不连续的时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也可参见平装本序言，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8年版。——原注[18] “因为企业的宗旨是创造消费者，所以企业有且只有两项基本职能：营销和创新。”参见德鲁克著，慈玉鹏译：《认识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译者注[19] 特鲁多（Trudeau，1919~2000），加拿大政治人物，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1968~1979年、1980~1984年两度出任加拿大总理。——译者注[20] 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1870~1954），杜邦公司董事长，率先构建事业部制组织结构，1920年开始兼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大力支持斯隆领导下的事业部制改革。——译者注[21] 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1875~1966），美国著名经理人，先后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在任期间大力调整公司的组织结构。——译者注[22] 德鲁克著，王永贵译：《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原注[23] 此处是指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圣胡安山战役，结果美军获胜，西班牙军队失败投降。——译者注[24] 德鲁克著，慈玉鹏译：《认识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页。——译者注[26] 德鲁克著，余向华、张珺译：《工业人的未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原注[27] 德鲁克著，石晓军等译：《新社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原注[28]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导，严厉批判黑格尔哲学，强调人本主义，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代表作《恐惧与颤栗》。——译者注[29] 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1782~1850），美国政治人物，1825~1832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支持州权，其观点成为南部邦联的理论基础之一，代表作《美国的宪法和政府》。——译者注[30]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早年发明汽车流水生产线，发布T型车，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31] 德鲁克著，齐若兰译：《管理的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原注[32] 德鲁克著：《美国的下一个20年》，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57年版。——原注[33] 德鲁克著，汪建雄等译：《已经发生的未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原注[34] 德鲁克著，沈国华译：《养老金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原注[35] 德鲁克著，许是祥译：《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原注[36] 德鲁克著，廖月娟译：《旁观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原注[37]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1709~1784），原名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英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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