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族地方官僚和他们背后的士绅势力，对清廷的财政勒索和人事夺权相当不满。他们明面上不敢与清廷及其背后的列强对抗，便暗地里放任乃至支持革命党、会党，给清廷施加压力。马新怡总督两江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桩督抚遇刺案，端方总督两江也就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二桩督抚遇刺案。不过这回遇刺的不是端方，而是另外一个满人督抚——两江总督下属的安徽巡抚恩铭。他被革命党人徐锡麟所杀。端方本人在两江总督任上没有被行刺，但在1911年带兵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路上，被加入会党的清军汉族士兵给刺杀了，连带被杀的还有其弟弟端锦。他最终未能逃过跟马新怡同样的命运。
“借刀杀人”、“养寇自重”是政治斗争的基本技巧。汉族督抚们不敢直接对清廷侵犯地方利益的行为动刀子，那就让敢动刀子的人上。《辛丑条约》签订后，革命党和会党的势力在长江沿线迅猛发展，与此有密切关系。徐锡麟给恩铭当副手是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的，而徐锡麟早就加入了革命党。徐锡麟与革命党的关系，本地官员依靠熟人关系网络多少总会有所耳闻，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实据，但会有所防范。恩铭作为一个满人，只有官方信息渠道，以为湖南巡抚推荐的人绝不会有问题，加上徐锡麟本人确实精明能干，因此大加重用，引以为心腹。徐锡麟就在恩铭眼皮子底下发展革命党、组织反清起义，抓住机会把恩铭给刺杀了，随即发动安庆起义。起义很快被清军镇压，但干掉了满洲安徽巡抚，对清廷的心理震撼极大。
同时期还有革命党组织的惠州起义、广西的天地会大起义等等。地方督抚们都借此来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廷推动“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搞君主立宪，以新建国会和内阁的方式来大幅度的压缩满洲皇权，增加汉人在清廷决策中枢的话语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已经成了大清官场的“政治正确”言论，李鸿章等人就是利用这种“政治正确”拼命给自己捞好处。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推动维新变法的日本狂胜清军，“学习西方”就不仅是“政治正确”了，而且是“第一政治正确”，比维护祖宗体制还要更高一头。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洋人成了满汉公认的“一等人”，清廷从抵抗西方的保守派变成了投靠西方的急先锋，“学习西方”成了清廷维护自己统治权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革命党人和汉族官僚士绅们的联合压力之下，它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慈禧也顾不得自己镇压戊戌变法的黑历史，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了支持变法的开明君主。
这次最后的变法，被称为“晚清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01-1903年，宣布开始“研究”变法，但没有实际行动，主要工作还是给庚子赔款筹款，包括借钱和摊派；第二个阶段是1903-1905年，赔款的钱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练兵”，主要集中训练北洋军，地方上也训练了一些新军；第三个阶段是1906年开始搞“预备立宪”，才算是有正式的行动。（本节未完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