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工作如何才能更具当代性，如何让伟大的先哲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不仅是郑重的考问，而且是殷切的期望。 举个例子，我们偶尔说一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用《论语》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用到了《老子》。这些只言片语，对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起作用。我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中国哲学。对此，我们要有自信，也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关键是，先哲们的思想精华如何准确继承与科学弘扬。”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们来看一段杨立华老师的授课视频 ⬇
我这几年一直强调理解哲学跟理解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
自然科学本质上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一种经验的、实证的积累，所以经验科学不断在积累。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一开始就是对世界人生最根本问题的整体的思考，不是局部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这个文明开始第一次用真正理性的态度来整体地思考世界、人生的时候，它所达到的高度就已经是这个文明看待世界的根本的高度，除非这个文明从根本上调整和颠覆，才有可能超过和逾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先哲的高度始终都是我们不断要去仰望和回归的高度。哲学的不发展意味着哲学的根本洞见的不发展，也就是说孔子、老子、孟子、庄子他们看到的最根本的那些哲学的见解、那些哲学的洞见是无法超越和发展的，这是哲学的不发展，所以只是回归。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哲学的经典、哲学的恒常性、哲学所涉问题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这也是我讲的伟大哲学家对每一个时代的同时代性。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的，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世界人生仍然是有根本性的启发意义的。他们所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这个世界表面在变，技术层面在变，但是它根本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变。但是，哲学又在发展。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在发展？体系化的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论证的严谨和周详的程度、理论的说服力的强度都在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很简单，文明越来越繁复、人心越来越复杂、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精神疾病越来越广泛，时代问题的深化决定了理论表达形态的深化。换句话说，你不拿出足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你就无法在这个层面上解决问题。每一个时代的虚无主义浪潮都会更加强烈，每个时代的价值危机都比前一个时代的价值危机更加强烈，价值危机的强烈决定了捍卫价值、守护价值的努力的强度。以我们今天的哲学努力来说，那真是太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感慨，今天就是出几个孟子估计也够呛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属于价值危机的集大成，一切时代的价值危机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有。今天我们就以孟子为例，说明为什么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先哲的思考成果，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授课老师 |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予岂好辩哉？”
1.孟子生活的时代背景
我们看看孟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看看孟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孟子对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到底是怎么来理解的。孟子的形象是一个好辩的形象。孟子的弟子就问过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战士，一生都在战斗，跟各种各样思想言论在做斗争。为什么孟子不得已要辩论，大家看一看《史记·孟轲列传》。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非常混乱，正好是一个战国混乱的阶段。当时几个大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每一年都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个时代战争的规模从孔子那个春秋末年放大了十倍。所以，战国七雄，没有一个国家是不残暴的。这个时代，秦国完成了商鞅变法，“秦用商鞅”，魏国、楚国用了吴起，齐国用了孙膑、田忌之徒。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所以遍地都是纵横家，苏秦、张仪、犀首这样的人，“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在这个时候“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在这个时代倡导仁政，推行仁政，强调唐虞三代的王道政治，强调王道，而不是霸道，强调德而不是力。所以到各地去见君主、见诸侯，没人听他的。这是孟子所生活的时代。这样的战争规模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整个战国民不聊生的一个局面。这是春秋到战国的第一个大的变化。春秋到战国的第二个大的变化，不仅这个时候天下遍地都是暴政，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思想言论遍满天下，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百家争鸣”当作一个根本问题要去解决，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值得欣喜的局面来接受的。孟子在这个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墨家的思想强调兼爱。爱没有问题，“兼爱”问题就大了。什么叫兼爱？兼爱就是爱无差等，无等差的爱。大家想想能不能做到？最简单的，人一定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有时间必有先后，有空间必有远近，有先后有远近，从基本的道理上讲，也做不到爱无差等。所以就这样的思想，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但是照样畅行天下。杨朱的极端利己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其实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结果大行于天下。到这儿其实孟子说的都挺好，后面稍微过了点儿，“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但这个话后面说的都非常漂亮。“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暴政的批判，对一切不义的生活的批判，所以孟子在一切时代都是暴政和不合道义的生活的死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正因为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因为这样一个错误思想遍满天下的局面，所以孟子不得已起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他对自己历史责任的理解。所以孟子一生都在辩论，孟子一生都在战斗，这是孟子。2.错误言论的标准：四辞
我们刚才讲孟子跟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言论在做斗争，这个没问题。但是错误思想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错误思想？正确错误的标准到底在哪儿？如果一直都有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这个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一直都在那儿，那怎么会有思想混乱呢？正因为思想标准的混乱不明，才导致了错误思想遍满天下。但是当你试图指出一种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你的根据何在？又一次回到“真知”的问题，你能达到真知吗？确定无疑的正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你衡量一切错误思想的，你说它错误，那个错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些东西得不到回答和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去思考的话，你怎么去面对正确思想、错误思想的问题？我们看看孟子怎么看这个问题。孟子总是在说“正人心，息邪说”，那什么是邪说呢？邪说的标准是什么？孟子说“知言”。而知言的具体内容就是对错误思想理论的理解。“知言”观对孟子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提炼出来的孟子的“四辞”。“四辞”就是四种错误思想言论的类型。孟子说天下的错误言论其实无非就是四种错误思想言论的类型——诐、淫、邪、遁之辞。但是，大家要注意，这四种错误思想言论不是没有关系的。表面上看是四种错误思想言论的类型，其实是错误思想言论的四个发展阶段，根本上讲错误的根源是统一的。那我们看一看“四辞”在讲什么。“诐辞知其所蔽”。“诐辞”这个“诐”字就是不平，不平之辞、不正之辞、不公之辞。你要“知其所蔽”，你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遮蔽了你，你要知道它遮蔽了什么，进一步的，你要知道它为什么遮蔽，是什么导致它在遮蔽。其实诐辞根本上在于立场的偏颇，只考虑一边，不考虑另一边；看问题想道理，只考虑一边不考虑另一边，就意味着不平、不正，就意味着偏颇。凡事皆有两端，只考虑一端不考虑另一端，这就意味着普遍性的缺乏。所以，人一旦不能够从一个普遍的立场来出发、来思考问题，就会陷入到某种不正的、偏颇的立场当中，这样的偏颇立场一定有所遮蔽。“淫辞知其所陷”。淫辞就是诐辞的进一步发展，“淫”就是过度的意思。那什么叫做淫辞呢？人和人到了一定阶段，他们的差别其实就取决于接受信息方式的差别。而人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去除掉什么样的信息，跟你的立场是有关系的。你的立场一旦偏颇了，那某些信息，对你的立场有利的你就会接受它，对你的立场不利的你就会排除掉它。你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经过过滤以后，积累久了就都是对自己的立场有利的信息，所以就导致淫辞，就像掉到大海里一样。一个人掉到大海里面，发现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是同样颜色的海水，于是就不能自拔。到了淫辞这个阶段，人就已经不能自拔了。进一步，“邪辞知其所离”。再往前发展，就到邪辞的阶段了。为什么再往下发展就是邪辞的阶段？只要不平正的道理，只要只考虑一边、不考虑另一边的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没有普遍性。一种没有普遍性的道理，一种没有普遍性的思考的逻辑，一定有它无法贯通之处，它只能在这个部分有效，过了这个部分它就无效了。那么，一旦到了自己无法贯通的部分，基本的态度就是不讲理了。邪辞跟淫辞的区别是，淫辞虽然是错的，但是它还要打道义的旗号，到邪辞的时候，连道义的旗号都不用打。最后一个阶段，遁辞。你的逻辑不普遍，理论不周详，一定有漏洞。那有漏洞呢，大部分的理论都还没有发展到邪辞的地步，就是完全不讲道义，你总得讲点道义。你只要讲点道义，就要给自己的理论找脱身的办法，人家攻你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得找脱身的办法。比如杨朱，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那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话，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呢？所以，杨朱补了一句：再说了，“拔一毛也不可能利天下”。这就属于典型的遁辞。所以诐、淫、邪、遁之辞根本在哪儿？大家一定要注意，谈道理一定要周详、平正，那个立场得是普遍的，不能只偏一边。也就是孔子的思想方法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执其两端”，要把握住这两端，“用其中”，引导人持其中。那怎么样才能持中呢？就是要避免两个极端。就像我说的，其实所有的事情你认真去看的时候，都会发现它一定有两端，内外、大小、精粗、整体局部、长远近期，所有这些东西如果只考虑一边，不考虑另一边那就不行。我觉得当年我们的政治课道理说的是对的，现在很多人的思考方式，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错误的，原因就是它们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而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是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立场之平正，所以这个地方我给出大家一个正确错误的一般标准。3.百家争鸣与价值基础的缺失
百家争鸣其实就意味着统一的思想基础、统一的价值基础的缺失，没有大家共同认可的“应该”了。你强调你的应该，他强调他的应该，每个人的“应该”都有背后的一整套理论在支持，这就导致了一种思想的混乱和价值基础的缺失。那么这个社会，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准，这个世界是无法有序运转的，这个社会是无法有序运转的。“耳目之官不思”
接着我们看下面一部分，“耳目之官不思”，感官经验的不确定性。经验总是跟具体的对象相关联，而只要是具体的对象，就必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不具普遍性。“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我们一般人以为感官意味着一种沟通内外的渠道。但是孟子却告诉你，感官不是沟通的渠道，感官构成一种遮蔽，你被你的经验遮蔽，你的经验仅仅是你的经验，无论多广大的经验都是偶然的、有限的、随机的、不具确定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沿感官经验的道路去认知根本的道理，认知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你试图沿这样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认知的，这个方式就是经验概括的方式。我们有非常多的人，总是以为理论的发展、规律的认知就是在经验当中不断地通过经验来加以概括和总结，但是由于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你那个概括起来的永远是有限的、居于一隅的原理和道理。而有限的、居于一隅的原理或者道理，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更没有办法谈到真正意义上的必然性。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中国哲学孔孟老庄，其实都没有走经验认知的道路，都没有试图通过经验的道路达到对世界根本原理的认识，都走的是反观内省的道路，向内寻求的道路。这就是后面的这句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在孟子看来，“思”才是认知那个普遍原理的真正正确的道路，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这句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大家想一想，“思”与“得”之间有必然性还是没有必然性？思与所思的对象之间是有必然性的，这个跟孟子所讲的另一个道理是有关系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与所求的对象之间就是有关系的。你只要努力，只要想真正地去追求，就一定能得到，你放弃追求就一定会失去。那么，求与所求的对象之间就是有必然性的。在生活当中，你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追求这个东西，你按照最好的方法去追求，但是得与不得还不确定，那你想这个是有必然性还是没有必然性？这个就是没有必然性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个是偶然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讲的那些道理，其实是有根基性的。比如我们常常说，人做事应该关注过程，而不应该关注结果。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这个道理的根基恰恰就在孔子、孟子的思想里。为什么？因为结果始终都是有偶然性的。所以，我们重点在于什么？我们重点不关注结果。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关注结果的，因为结果有偶然性，你把精力放在结果上，实际上就把精力放在了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的地方。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可控的地方，而可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有真正必然性的地方。结果不可控，态度可控；结果不可控，过程可控；最后的成功不可控，我追求内在的卓越，这个卓越在某种程度是可控的。我可能卓越不到那个高度，但我比昨天再好一点，这个是能做到的。你只要去追求就能得到，你不追求它自然就失去，这当然意味着你的追求跟你所追求的对象之间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叫“必然”。为什么庄子讲“命”，为什么孔子、孟子都讲“命”？这个“命”讲的是什么？庄子讲“命”更多的是讲所有人和万物都有的“不得已”，都有的“不可奈何”。所以庄子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你总有不可奈何、不可如何的东西，就只能听任偶然性。其实儒家也是这么强调的，儒家孔子、孟子强调这个“命”字，可不是让你去算命，然后让你就不再努力，放弃努力，而是告诉你不管怎么努力，都有不可知的偶然性。当然这个不可知的偶然性指的是结果。所以回到这儿，“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强调的就是一种必然性，思与所思的对象之间是有必然性的。这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庄子怎么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在这一点上孟、庄是一样的，感官经验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不可能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达到对世界的根本原理的认识，所以要找别的道路。到这儿得出一个结论，经验知识的积累无助于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思考。那这个地方我其实要强调的是什么呢？由于我们在之前已经把哲学中的变与常，也就是发展不发展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了，那么当我们说整体上认知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人有可能把世界整体做经验的把握吗？我们有可能从整体上经验地去理解、去捕捉这个宇宙吗？我们能够从整体上去看到、去听到、去摸到这个世界本身吗？显然不行。所以，经验道路不行，那么要走“思”的道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我觉得这是孔孟老庄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实际上他们的思考却是以此为基础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世界的统一性原理。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其实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加以证明。比如我们讲庄子的时候讲到“齐物”，其实在某种意义就是讲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大家一定要注意，孔孟老庄都讲“一”，《论语》讲“一以贯之”，孟子讲“定乎一”，庄子讲“齐物”，老子讲什么？“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各家都讲“一”，其实在某个层面透露出世界统一性原理性是这些哲学体系的基本原理。世界既然是有统一性的，那也就必有统一普遍的原理。既然世界有统一普遍的原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原理无处不在，所有的地方都得有这个原理的体现。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是这原理的体现，你在任何微小的层面，甭管多微观，你都能看到这个普遍原理的体现；甭管多宏观，你都能看到这个普遍原理的体现。这才叫普遍。既然这个世界有统一普遍的原理，那大家想一想，这个统一普遍的原理在远处有没有？有。在近处有没有？也有。这个普遍的原理既然在远处也有，在近处也有，那么我们是到远处去寻找还是在近处去寻找呢？当然不是到远处寻找，要在近处寻找，越近越好。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去寻找。而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什么？与我们最近的莫过于我们的心灵。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到外面去寻找，就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去寻找，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普遍的原理，这个普遍的原理就是心灵的普遍的原理，而心灵的普遍的原理就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的原理，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才强调“思”的重要性，才强调心灵的重要性，才强调“心之官则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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