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所见甲骨朱书、墨书约有七十多片，本文选取其中典型甲骨片对比、研究，发现甲骨刻辞中的大字双刀类型更接近商代书法，商代书家已经较为灵活地运用藏锋、露锋等笔法，商代书家对章法布局的美观有所考量。
关键词：甲骨文 朱书 墨书
殷墟甲骨的出土，为商代书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其多为契刻，不足以看出书写的样态，书迹研究也多有所受限。契刻、铸金文字或以刀代笔，或追求整饬装饰之美，遗存虽多然均非日常书写之态。甲骨书迹则不同，它是商人用毛笔书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遗存，有朱书和墨书两种。目前所见的甲骨书迹全为科学发掘所得，包含“中研院”史语所在殷墟发掘所得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小屯南地、村中村南的科学发掘所得，朱书较多，墨书较少。除甲骨之外，玉石器、陶器、青铜器上也有少量商代朱书、墨书的书迹。本文仅以甲骨朱书、墨书的书法风格进行研究，其他器物上的书迹暂且不作为研究对象。
朱书、墨书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关于甲骨文中的朱书、墨书，刘一曼先生在《试论殷墟甲骨书辞》中进行了详实的统计和论述。目前所见甲骨书迹共七十四片[1]，主要见于《殷虚文字乙编》[2]（简称《乙编》）和《殷虚文字丙编》[3]（简称《丙编》）。这些甲骨书迹的位置除《小屯南地甲骨》[4]（简称《屯南》）1453号位于卜甲的正面，其余七十三片均位于龟甲和兽骨的背面。朱书现在多呈深红色或深褐色，墨书呈黑色或褐色，或因年久而又经过洗刷泥土，色为淡黄。甲骨中还有一些朱书未刻或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由此可见，商代不仅出现了书写的毛笔和颜料，同时还有一批书写技艺精良的书法家和甲骨刻手。他们不仅在商王的占卜集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书法造型能力也堪称一流。古文字学界早已提出贞人并非刻手的看法，这些刻写甲骨文的书家或刻手虽没像贞人那样留下名字，但他们也像后世的书法家一样留下了自己的传世经典。纵观存世甲骨，我们不难从风格各异的甲骨刻辞、书迹中窥见商代书家不同的书法风格和审美趣味。
关于商代书法特征的分析，前辈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且成绩斐然。他们大多是以甲骨刻辞作为研究对象，对甲骨文进行分类、分组、断代等工作。在甲骨字迹方面，张世超先生的《殷墟甲骨字迹研究》开创先河，他对师组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证明了𠂤组大字的肥笔类和㞢类基本由同时供职的两个刻手所刻。他进一步精确界定了𠂤组小字的A类（文中的NS3字迹）和B类（文中的NS4字迹），并论证了A类的刻手师承㞢组大字类，B类的刻手师承𠂤组大字的肥笔类，两个刻手也是同时供职，且相互影响。[5]
前辈学者多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的角度出发，对甲骨刻辞进行深入探究。偶有关于甲骨文书法的文章，但对于商代书法艺术诸如审美意识、笔法、章法等方面也都存在研究不足。甲骨文中的朱书、墨书资料是三千多年前先民的手迹，也是中国书法史最早的真迹，不仅能见证中国书写文化，更能反映商代书法的真实面貌。李学勤先生早在一九九四年中国书协召开的古文字学家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古文字学家对于古文字中蕴含的书法艺术关注不够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包括考古文物上的很多研究，恐怕由于传统的、历史的原因，比较多的是一种解释的研究，分析的研究……对于古文字研究，虽然许多先生本身就是书法家，可是他们写的文章从书法方面进行研究的极少。所以侧重于文字。[6]
下面我们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目前所见甲骨刻辞及朱书、墨书尝试进行分析。
甲骨刻辞中的大字双刀类型 李宗焜先生认为：“我们要了解殷商时代的书迹，还应充分参考甲骨刻辞'双刀’刻的部分，双刀刻的虽然不能等同于真迹，但已堪称'下真迹一等’了。甲骨刻辞大多数是单刀刻的，距离真迹笔趣已远，要认识殷商书法，眼光不能局限于此。”[7]由于存世甲骨书迹材料极少，李宗焜的观点无疑为研究甲骨文书法另辟蹊径。下面我将通过朱书、墨书和大字双刀的典型片对比，进一步论证此说。
《丙编》1中间部分为大字双刀刻辞，从两版内容来看，都出现了“贞”字和“其”字，通过放大对比不难看出《丙编》1中大字双刀部分的字形和《乙编》778朱书字形极为相似。而《丙编》1中的单刀字形则和毛笔书写相差甚远。
《丙编》1单刀的“
”字不仅笔画较朱书更细，字形也存在差别。朱书“”字和双刀“”字顶部两斜笔起笔和两侧竖笔起笔处相连接。单刀“”字顶部斜笔起笔处有时搭接在两侧竖笔的上半部。朱书和双刀刻出的“”字底部“两足”部分的斜笔最下端都和两侧竖笔最下端相连。单刀的“”字则不然，下部两斜笔的下端连接在两侧竖笔的中下部。再看“其”字。朱书“
”和双刀“”字上部的两断横明显更加规整，长度也趋于相同。单刀“”字的短横，长短不一，线条方向也不够一致。另外，“其”字底部的“凵”形也有差别。朱书和双刀的“凵”形两处横竖搭接处显然更加圆润自然。单刀刻法的“凵”形接口往往是三刀完成，横竖搭接处常常出现笔画过长，超过横竖连接点的情况。另外，甲骨中还有一些书写完，但未刻完的“半成品”。李宗焜先生在《当甲骨遇上考古》一书中还提到了《乙编》6849和《乙编》566。他认为这两片甲骨不仅证明了甲骨制作过程中存在先写后刻的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双刀刻法更接近商人的书写状态，更能体现甲骨书法的风貌。
商代的藏锋、露锋等笔法 对于藏锋、露锋等笔法最早出现在什么时期，学界众说纷纭。刘兆彬、任瑞金认为：
像甲骨文，由于毛笔的笔头尖，自然落笔，自然收笔，两头就是尖的，不是“人工形式的笔法”而是“自然形式的笔法”，所以古人一般不把它列入“笔法形式”……但我想就是因为“尖笔”只是“自然形式”，不需要用什么特定的方法就可以写出，因此算不得什么“法”。[8]
刘、任二位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笔画起收两端的形态只有尖笔。我们在观察了甲骨朱书、墨书后发现，甲骨书迹的起收两端的形态不只有尖笔，圆笔也大量存在，而且尖笔的形态也并未像甲骨刻辞中的尖笔那么尖锐。从《乙编》7285，我们不难看出“雨”字下面三短竖笔的起收笔形态都是相对自然的形态，这大概就是刘、任二位先生所说的“尖笔”。再看小屯南地出土的两片墨书甲骨《屯南》1028和《屯南》4163。两片中所有横向笔画的起笔皆是圆笔，若不是藏锋起笔恐难出现如此圆润的起笔形态。
圆笔其实就是藏锋所致，而略尖的笔画则是露锋所致。藏锋、露锋是后世书法技法中最常见的起笔方式。我们的祖先早在商代就能够熟练运用这样的技法，这种例子在甲骨书迹中还有很多，下文将举例进行详细论述。
关于笔法起源问题，学界讨论热烈，此处主要选取和本题密切相关的三位先生的论说进行讨论。徐舒桐先生认为“顺锋起笔”始于秦汉简牍中的楚系文字。[9]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路工先生将殷商朱书、墨书的笔法分为三种：(1)顺锋露锋入笔，随入随按，中锋行笔，最后提笔露锋出笔；(2)藏锋逆入，中段中锋行笔，最后回锋收笔；(3)起笔先向右斜下方顿笔，然后转而向右运笔，边运边提，最后露锋出笔。[10]王晓光先生将商代笔法分为两类：端尖中粗型笔画及均粗型笔画和重头轻尾（钉形）笔画。[11]路、王两位先生都用甲骨朱书、墨书作为例证进行说明，也认为在商代甲骨朱书、墨书中已经出现今天书法界所谓的“藏锋”“露锋”了。
无论前辈学者赋予甲骨文中起收笔、笔画形态何种名称，笔者更认同路工、王晓光二位先生在上述文章的观点，并认为甲骨朱书、墨书中已经出现藏锋、露锋、中锋行笔、使转等笔法，且商代书家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笔法。下面我将选择有代表性的甲骨片再加以证明上述观点。
《乙编》566中“今”字下部一短横和“其”字顶部两短横，为路工先生文中提到的第一种笔法，即顺锋露锋入笔，随入随按，中锋行笔，最后提笔露锋出笔。三短横的起收笔处并不像下文《乙编》6423中“受年”二字的起收笔那样圆润饱满，也不像《乙编》3380的“（勿）”字起收笔那样有方整。起笔不够圆润说明起笔时并未藏锋，应是顺锋入笔。起笔不够方整，说明顺锋入笔后，笔锋并未向右下方停顿，直接行笔。再看三短横的收笔处，“今”字漫漶不清，可着重观察“其”字两横笔。从收笔形状来看，书写者提笔即收笔，没有过多复杂的手指动作。我们也曾尝试在龟甲兽骨上进行毛笔书写，发现在进行较短笔画的书写时，不适宜出现复杂的行笔动作。若书写较长笔画时则可以运用藏锋、顿笔、使转等动作丰富笔画形态，同时还可保证笔画质量。
《乙编》6423中间位置“受年”二字的笔法为路工提到的第二种笔法，即藏锋逆入，中段中锋行笔，最后回锋收笔。“受”字中“舟”的左右两长弧笔和“年”字中的纵长笔画均采用这种笔法。这些长笔画起收笔的形状都圆润饱满，这说明书写者起笔时采用藏锋，收笔时采用回锋，起收笔的每个动作都有交代。行笔阶段的线条形态粗细匀称，这说明笔者在笔画中段采取中锋用笔，若偏锋、侧锋笔画就会出现粗细不均的状态。从书法实践角度来讲，中锋行笔的情况下长线条的书写难度比短线条高得多，若想写得游刃有余更是难上加难。“受”字“舟”部的左右两笔和“年”字“人”部的最下面一笔，在甲骨文中可以算是较长的笔画了。从笔画质感和用笔的流畅程度来看，该版的书家对笔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乙编》3380中“勿”字左下部两斜笔为路工提到的第三种笔法，即起笔先向右斜下方顿笔，然后转而向右运笔，边运边提，最后露锋出笔。这两斜笔起笔处呈现类似平行四边形边缘的方整状。起笔处钝角的形成，说明该笔画采用起笔时向右下方有顿笔动作，后使转笔锋向左下方行笔（行笔方向要因具体笔画方向不同而改变）。收笔处出现尖锐形，正是露锋出笔所致。纵观整片甲骨的书写风格，不难感受到该书家高超的书法技艺和随意潇洒的性情。
甲骨文朱书、墨书的章法美 朱彦民先生在《甲骨卜辞行款研究》中对甲骨卜辞的章法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朱先生的研究范围主要是甲骨刻辞，并未涉及甲骨书迹的章法。[12]朱书、墨书由于先写后刻的顺序，书家在书写时必定会按照正常笔画顺序，较于直接的刻辞更加认真。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甲骨文朱书、墨书的章法，更能窥探商代书家的审美意趣。
《丙编》66是武丁时期的作品，属典宾类。刻辞的边缘依稀可见红色的外边缘，可知该片刻辞是先写后刻的情况。再说章法，该版位于龟甲的背面，有很多钻凿痕迹。刻手在安排内容时，不仅有意避开钻凿，同时也有对章法布局的考虑。右起第一列“王占曰”由于不受钻凿的干扰，随形赋线，整齐排布。第二列和第三列，由于钻凿影响，空间相对局促，刻手对章法布局做了“错位”和“避让”。
“错位”见“隹”字和“雷”字。“雷”字下半部向左下方倾斜，“隹”字字形稍小，采用微微向左下方扭曲的势态，驾于“雷”字下半部的左上方，两字形成“V”形“错位”。这在后世行草书作品中屡见不鲜，是书法家们为了使整幅作品浑然一体的高级手法。
第二列“其”字字形方正饱满。到第三列“庚”字处，剩余空间略显局促。此时刻手将“庚”字处理的相对窄小，依附于其字顶部短横笔之下。甲骨刻辞虽属“静态书体”，但其“书写”速度快，很多时候属于急就章，刻手能够运用“错位”“避让”等手段弥补章法上的不足，体现了商代先民对美的追求，以及刻手们高度熟练的甲骨刻写技术。
我们通过对甲骨朱书、墨书从笔法、章法进行分析，以及和甲骨刻辞的对比分析，发现商代书家已经具备较高的书法技艺和审美意识。笔法上，他们已经能够将藏锋、露锋、使转等笔法运用在他们的书写创作之中，且在商王的占卜集团中不乏技艺娴熟者。章法上，商人对于章法布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安排都能体现他们对一篇甲骨整体美观的追求。
注释：
[1]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J].考古，1991(6):546-548.
[2]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
[3]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张世超.殷墟甲骨字迹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李学勤.文字与书法—本刊召开著名古文字学家座谈会[J].中国书法，1994(1):6.
[7]李宗焜.当甲骨遇上考古[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62-66.
[8]刘兆彬，任瑞金.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
[9]徐舒桐.秦汉简牍中的楚系笔法现象及其发展[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0(3):11-15.
[10]路工.殷商朱书、墨书笔法及传承[J].中国书法，2010(5):107-110.
[11]王晓光.殷周秦笔书体演进新探[J].书谱，2010(102):105-113.
[12]朱彦民.甲骨卜辞行款研究[J].书法研究，2021(2):3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