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而开放的学术态度
常有人感慨语文界太热闹，声音太杂，争论太多，新名词如过江之鲫，新流派如雨后春笋，叫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言语中似有不满和讥讽。更有一众怀旧者，喜欢回忆“我们那时候”，言下之意，现在的老师不潜心学问，不静心教书，写文章多是堆砌名词，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这样的议论时不时见诸报端与屏幕。我猜想，恐怕在“我们那时候”，也有人在感慨“我们那时候”。当然，这也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生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否则，连感慨“我们那时候”，恐怕也是有风险的。
除非生活在万马齐喑、动辄得咎的年代，人都是想表达的，而且也应该表达，表达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在我看来，对于语文这样的人文学科，有各种各样甚至花样翻新的表达是一件大好事，新名词层出不穷，争鸣此起彼伏，更为难得。每一个新名词，哪怕命名者就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刻意为之，也一定包含了他个人的创意、灵感和突破拘囿的冲动。不用担心新名词扰乱心志，也不必害怕新流派搞乱思想。在自由的思想与表达市场上，优胜劣汰，大浪淘沙，假冒伪劣终归难以存活。与这种担忧更有价值的事情，是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和理性的文化环境，营造一个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平心静气的学术氛围。
按照雅思贝尔斯的说法，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今天我们反复言说的很多话题和命题，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轴心时代”。但这并无损于人文学科的价值。人文学科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对这些古老的话题进行反复的、连续的思考与赋意。海德格尔说文化是“蓄水池”，不妨就此做个不太恰切的比方：先祖们挖了个池塘，后来者都是注水人，而那滋润大地、源源不断的水流，就是民族文化。
说到语文教学，我们会反复提及类似“叶老说过”的表达，这只是表明叶老曾经提出了或者表达过这个话题，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就不用再思考了。有人对当下的言论皱眉头，逻辑可能是：叶老都说过了，我们还说什么？殊不知，叶老说，我们也要说。叶老可以启发我们，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考与表达。有时候，看起来我们与叶老说的是同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内容与内涵可能截然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背景不同了，内容与宗旨也大相径庭了。
还有人喜欢说“这个问题早有定论”，这说法也值得商榷。这世界的精彩，恰恰就在于早有定论的事情很少，尤其在人文领域，除了一些基本的共同假设和人所共知的公理，恪守“定论”往往意味着保守与僵化。
我们应该以喜悦的心态与开放的姿态面对语文的学术表达与争鸣。
当然，作为一个公共的思想与知识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有一些基本规则，维护其正常的表达与交流秩序，保障与促进学术交流的增量价值。当我们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争吵而筋疲力竭，为了应付一个误解而劳费心神的时候，争鸣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知识的增长和事业的进步呢？
因此，在表达与争鸣上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十分必要。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善意、理性与逻辑。
学术表达的善意原则
去年暑期在延边听了温儒敏先生的一个报告，觉得很好，在征得了温老师的同意后，将讲话整理成《把培养读书兴趣当做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发在我的微信公号上。在报告中，温老师着重谈了“海量阅读”的问题。不想文章引起了一位读者的尖锐辛辣的批评。他写道：“阅读不单纯是个量的问题，简单的量的相加，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说这样无知的话！”骂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无知”，这话很不友好。如果是事实，倒也罢了，问题是，他这话没有来由。学养深厚的温儒敏先生，总不至于不懂得阅读的量与质的关系吧？认真读阅读温老师的讲话，不难发现，他既强调了阅读的量，也强调了阅读的质，既强调了泛读，也强调了精读。之所以特别提出“海量阅读”，主要是看到了当前太过精细的“碎尸万段”式的阅读教学，严重局限了学生的阅读视野，损害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具体场合和语境下，温老师的话是经得起推敲的。用“无知”来批评温老师，不就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吗？你自己理解错了，却将错误归咎于对方，转而声色俱地批判人家，如果这不是品质问题，一定是水平问题。我在发布此文的按语中，专门介绍了温老师做报告的背景与总体内容。温老师是在人教社举行的“全国语文教材座谈会”上讲的，面对的是各省市语文教研员和语文老师。他略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铺垫，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背景介绍，在具体的场合，这种省略并不妨碍我们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心平气和的阅读，断不会如此震怒。可以想见，好多人一听异己之见，就暴跳如雷，失去了倾听和静心阅读的心境。人生苦短，何必为此动怒？
学术表达，无论是发布成果，还是参与争鸣，都应该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善意。什么是善意？表达与交流的目的，是为了真实地理解对方，增进知识上的互相理解，促进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我这里用的是“真实”而非“真诚”，“真诚”是更高的要求，“真实”总该做到吧？交流是为了达成理解，而非为了激起对立，激化对抗，更不是为了让人闭嘴，不是为了让人钻地洞，而这些，已经是做人的底线了。
著名学者王元化说他“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听回视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惊听回视’的文章如果货真价实，倒也振聋发聩；但若虚张声势，则费力也是枉然。”（见《新华日报》2007 年 7 月 23 日B07版）显然，“意在求胜”与“惊听回视”的文章，目的不在于知识与思想本身，而在于赢得青睐与市场。这样的文章，往往缺乏善意，意气用事，断章取义，挑三拣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发展到最后，极有可能演化为上纲上线，人格诋毁。恶性较量一旦开始，你来我往，局面可能失控，学术争鸣就可能沦为“打嘴炮”。它的恶劣之处，还不在于伤了当事人的和气，浪费了当事人的精力，而在于破坏了学术的生态环境，搅浑了一池春水，破坏了正常的、宽容的思想与表达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出于“囚徒困境”式的戒备，人人自危，我们不得不将人所共知的常识说了再说，将背景强调了又强调，唯恐被人斥为不完备，无逻辑，它耗掉的，不仅是学术争鸣的效率，更是对学术的热情和信仰。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有局限的，片面的。这世界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真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具体的问题上寻求相对合理的答案与解释。务求必胜的人，往往失败；惊听回视的人，往往失落。有一个学者，每次发言，他都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我来说点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当然天经地义，而且也是好事；表达不同意见，也是个人的自由。但问题是，每每以这样的方式开场，就让人觉得别扭。而且很多情况下，他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几乎成了口头禅。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似乎不这样开头，就不能引人注目；不否定别人，就不能凸显自己。什么叫“非对抗性沟通”？其实，即便表达不同的意见，也没必要这样先把自己摆在与人“对抗”的位置上。我相信，善意在多数情况下，换回的也是善意；而不太友善的表达，即便出于无心，也会招致对方的反弹。人之常情，不可不察。
2005年，郭初阳先生在《教师之友》发表了《愚公移山》的教学案例，引起很多争议。我不同意郭老师对文章的解读（见本人《阅读教学呼唤批判性思维——<愚公移山>课例批判及启示》，《语文学习》2016年第1期），但郭老师的思想、才华以及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自由表达的做法还是让我击节赞叹。去年我在作这个案例研究收集资料的时候，阅读了大量与此案例相关的文章。我发现有个别异议者，不就课论课，而是批评郭老师这样处理文本的动机，比如出风头。显然，这就不是学术讨论了，这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有些人喜欢揣测别人的动机，而且还喜欢恶意揣测。学术讨论，讨论的是具体问题，动机关你什么事？惰于学术讨论，勤于动机抹黑，此种行径，定非善意。
理性的谦逊
表达上的善意，首先是一个德行与胸怀的问题。在学术的意义上，胸怀与德行主要体现为对学术的敬畏，对学术同伴的尊重。
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理性的谦逊”。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乡巴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读卡西尔的这段话，很容易读出另外一层意思：每个人其实都是乡巴佬。因为，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这不仅仅是一种倾向，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客观境况。谁能彻底摆脱个人的眼光和标准呢？所以，无论怎样追求超脱、公正与合理，都难以免却自我的虚幻与偏狭。更何况，在现实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对公正的追求，所谓的公正与正义，很多时候仅仅只是个旗号呢？
要是人们能理性地、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承认自己只是个“乡巴佬”，这个世界或许会太平很多。哈耶克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批判人类自以为是的、不断膨胀的看起来很理性实际上很盲目的信念，结果断送了今天的秩序和未来的福祉。著名的国际批判性思维专家理查德 ·保罗在他的《批判性思维》一书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罗列每个人都会受到的局限，来自宗教的、道德的、家族的、遗传的、文化的、利益的、观念的、情绪的、个性的、地位的……甚至审美偏好的。（见保罗·理查德《批判性思维》，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及其《批判性思维工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用来形容人的局限性，也颇为恰当。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引力波”被证实的新闻很轰动。为此，央视节目主持人张绍刚着实被人“聚焦”了一回。在那个叫做《非你莫属》的节目中，张绍刚对民间科学爱好者郭英森的态度，的确让人不快——他甚至连人家说话与辩解的机会也不给。我不了解郭英森，也没兴趣和时间去研究他。或许他真是个一个痴迷的科学怪人，也或者他就是一个以科学为幌子的江湖行走者。那么，我们该怎样对待这个人呢？我想，只要他没有坑蒙拐骗，贩卖人口，做空股市，那么他就有他研究的自由，胡说的自由，行走的自由，当然也有演说的自由。张绍刚既然允许他参加节目，就应该给他一个表达的机会。结果愣是不给人家机会说一句完整的话。
可是，如果我们能静下来，扪心自问:当初，我说的是“当初”，如果我是张绍刚，我会怎样对待那个叫郭英森的人呢？我们会不会也像张绍刚那样居高临下，那样自以为是？深思一下，我几乎冒出冷汗。如果是我，极有可能像张绍刚那样自以为是。我虽然是个科盲，但似乎也并非全然无知；虽然一知半解，似乎又还有点常识。对于这个完全超出我的常识的科学假说，我完全可能断然否定，甚至像张绍刚那样嗤之以鼻。因为它真地超出了我的常识与理解。没受过教育的人，往往被无知所左右；受过教育的人，则常常被偏见所胁迫。我知道，我其实也没什么资格嘲笑张绍刚。
想一想，我们这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甚至自信真理在握的人，本质上只是个井底之蛙。理解了作为个体的局限，谦逊才会是真诚的，审慎才会发自内心，这样的谦逊与审慎才是理性的。
我也常常想到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在对这个寓言的经典解读中，我们总是居高临下嘲弄那几个盲人，似乎自己看到了真的大象。但若换个角度，我们与盲人何尝不是一样？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社会这么大，人心这么大，谁能保证自己真的看到了宇宙，看到了社会，看到了人心？每个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在特定的角度与层面上接近真理。谁也不敢说，我摸到的才是真正的大象。如此说来，我们日常依仗的耳聪目明，原来也未必靠得住啊。
人都有轻狂的时候，都有自大的冲动，都有控制的欲望。对于权势、对于利益、对于名声，都会有某些非分的渴望。这样的冲动与欲念，哪怕只是一闪念，一瞬间，都会妨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和把握。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局限，我们无法保证自己时刻都是正确的。这没什么不光彩。承认这一点，并且警惕这一点，这就是理性的谦逊。
学术研究无时无刻不受现实因素的影响，受到包括自我因素在内的各种蒙蔽，哪怕主观上并无恶意，也可能在无意中误解对方，伤害对方。因此，我们不能自以为是，警惕习以为常。为了减少误解与误会，减少遮蔽与诱惑，应该让规则来保证我们合理的释放善意。在学术讨论中，至少有四点应该注意：
1、在具体语境下讨论问题。这样才不会漫无边际，防止节外生枝。
2、真实把握对方意思。在学术争鸣中，这是给对方的最起码的尊重。
3、尽可能就事论事，不要上纲上线，慎于由此及彼。
4、以商榷代替反驳。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理性的谦逊与自主、自信的表达并不矛盾。恰恰是理性的谦逊，才能保证我们的自主与自信不至于陷入盲目；也只有自主与自信的人，才能做到真诚的谦逊，不至于陷入虚伪做作的谦恭。
避免“对抗性表达”
善意是表达与争鸣的伦理基础。善意，体现在语言上，首先要尽可能减少对抗性的语词与表达。
语词的内涵与情感色彩是相对稳定的，比如“康大叔”，出自鲁迅先生的《药》，就是一个贬义词。康大叔欺骗华老栓，说“包好包好”，这个典故人所共知。若有人写文章夸大其词了，我们批评他，最好不要将人家比作“康大叔”。说几句夸大其词的话与卖人血馒头，毕竟不能相提并论。即便无意贬损人家，但语言释放的敌意与对抗性已成事实。
近几年我一直做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探索。在实践中我的一个苦恼，就是“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自身带来的障碍。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批判”两个字会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特别是经历了频繁的政治斗争之后，很多人对“批判”一词心有余悸。一提到“批判”，就想到否定，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批判性思维”是一个被严重误解的词语。为此，有人主张将 critical thinking 翻译为“审辩式思维”，香港则有人主张翻译为“明辨式思维”，以避免由“批判”带来的消极对抗色彩。不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名词，“批判性思维”已经约定俗成，且已流传开来。目前看，也只能“且用且解释”了。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二字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依然难以消除。
此外，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语词与语词之间的关系，比如对立关系、对举关系，也是约定俗成的。说到“真”，必然会想到“假”，这是对立关系；说到“现象”，就会想到“本质”，这是对举关系。有时候，语词的对抗性就来自这种或隐或显的关系。
比如“真语文”这个概念。我很敬重“真语文”的理念和探索，但我觉得，无论从行为策略上，还是从学术定位上，“真语文”这个概念都会带来一些妨碍，就像“批判性思维”这个词一样。比如，会不会给人一种“门户”的感觉？之所以提出“真语文”，乃是因为“假语文”充斥了我们的课堂。那么，什么才是“真语文”呢？
“真”的反面是“假”，如果不是“真语文”，必然是“假语文”。“真”和“假”之间，没有中间地带，黑白分明，这世界上没有不真不假的第三种语文。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来制定真与假的标准呢？谁才是真与假的仲裁者呢？当我们说这节课是“真语文”时，是不是意味着那一节与此不同的课就是“假语文”？当我们标榜某个老师的语文课是“真语文”，是不是意味着有别于他的就是“假语文”？
“真语文”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和推动语文教改，这个工作有目共睹。但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常常会消解其积极的主张与包容的姿态。其实，“真语文”所展示的案例和对案例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语文教学的痼疾和弊端，单从立意看，我们要为“真语文”喝彩。但是，正如我对我自己时刻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一样，我对“真语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这个真假究竟该如何界定？标准在哪里？
语文教育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尤其是课堂教学，更是千姿百态。这决定了我们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必须慎之又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体认，有对文本的自我理解和教学的自我选择，也都有自己的教学个性，很难用一把尺子来评价，更不能用一把尺子来否定。以我有限的见识，我觉得语文有深浅之分，有文野之分，有雅俗之分，有成败之分，甚至有好坏之分，但恰恰不大有真假之分。每一个语文老师，都会在不同的角度与层面，触及到语文的核心和本质。我们所能做的，是让我们的语文课不断地接近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语文。但没有人能说：我才是真语文。
其实，即便黄玉峰这样杰出的语文教师，他的课也很难合乎某个公认的标准。或者说，越是如此杰出的教师，越难以合乎某个标准。前不久受黄老师之邀，为他的《蜀道难》教学写一个点评。我在评论黄玉峰老师的《蜀道难》这节课时，这样写到：
《蜀道难》的教学，除了一开始的诵读与解析，多数时候的“无轨电车”都游离在《蜀道难》之外。我在阅读这份“实录”的时候，有一会儿甚至感觉到他讲的是苏轼，而不是李白。或许是蕴蓄已久处心积虑，或者是风云际会天作之合，黄老师终于还是难以割舍他的“苏轼”情结，将这辆满载爱恋的“苏轼号”电车开到了李白的地盘上。同是四川乡亲，同是千古文豪，待遇怎会如此天差地别？若李白地下有知，会不会也“以手抚膺坐长叹”啊！
批评归批评，我觉得黄老师的课依然还是实实在在的语文课，只是不大合乎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语文课”而已。或许在黄老师与其学生的教学生态中，这种语文课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非要依照某个标准，这样的语文课岂不是“假语文”了？
现在的新名词很多，比如“生命语文”“亲近母语”“文化语文”“诗意语文”“智慧语文”……。有人厌恶新名词，认为这都是哗众取宠。我不这样认为。即便哗众取宠，恐怕也只是希望自己独特点，再独特一点。我相信，每一个新词儿的出现，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新的理解与思考，都会在不同的角度上刺激我们的想象和拓展，当然也会促进我们对语文教学的探索和掘进。
但我觉得，学术意义上的语词，还是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内涵。
靠逻辑来规避思维陷阱
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对越南的战略地位与政治形势一直有误判。他是“主战派”，为了说服“反战派”，他用“多米诺骨牌”来突出越南问题一旦不能解决所带来的政治局面。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前提必须是牌要一张一张排好，彼此关联，且每张牌都处于一个准稳定与准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张倒了，其他的都会跟着倒。将东南亚局势比作骨牌，隐藏着一个思维的陷阱，因为国家不是骨牌，它们并不是一张一张排好的。而且，一个国家的政权或政府发生更迭，其他国家也一定会跟着改变吗？即使跟着发生了改变，也会朝着同一个方向改变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约翰逊的这个比方确实影响了一些“反战派”的意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隐喻陷阱”。
这是来自《好好讲道理：反击谬误的逻辑学训练》中的一个案例（美国学者爱德华· 戴默写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去年出了第7版的译本）类似的“陷阱”在日常表达中比比皆是。比如我们常拿“凤头猪肚豹尾”来隐喻人生与事业。其实，人生与写作是不一样的。人是不能选择或决定自己的“开头”的，能否以“凤头”登场，也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个“凤头”，人生固然幸运；没有“凤头”，人生也可照样精彩。而且，文章可以随时修改，推倒重来，而人生注定只有一次，且是单向前行。将人生比为写作，这其中就隐含了一个“陷阱”。再如“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隐喻迷惑了多少人？其实，人生与跑步岂能同日而语？
思维的陷阱很多，但在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此缺乏足够警惕。比如“权威效应”，也就是借助名人、权力者、权威、格言、经典著作的光环、官方文件等，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提高的说服力。仔细想一想，权威的公信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的“权威性”并不能自动地证明服从者、追随者、崇拜者与践行者的正确性。与此类似的“数据效应”“大众效应”，借助数据和大众来抬高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值得警惕的。
再如“二元思维”。有些概念是矛盾对立的，比如是与非，真与假，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但有些概念之间并非对立关系，比如感性与理性、智商与情商、素质与应试、想象力与知识。这些概念只有相关性与相对性，并非矛盾对立的“二元”。二元思维的误导几乎是难以抗拒的。一旦我们将“智商”与“情商”看作对立的“二元”，立刻就会陷入“高智商低情商”的荒谬推断中去。但仔细想一想，智商与情商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彼此能互相决定吗？“此消”一定“彼长”吗？
在语文教育讨论中，有很多这样的“二元”范畴。比如“人文性”与“工具性”。二者是对立的吗？“人文性”一定会消解“工具性”吗？“工具性”一定会消解“人文性”吗？问题在于，当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被削弱了，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工具性”当做罪魁祸首；一旦“工具性”膨胀了，人们又顺理成章地祭出“人文性”的大旗来补救。这样的折腾，让我们很潇洒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简单肯定到简单否定，自以为是了还不自知。
还有诸如回避正题、两难境地、草率归纳、简单归因、灾难论、骑墙论证、挑动大众情绪、稻草人谬误等，这些“陷阱”会让我们变得弱智和混沌。
规避思维陷阱，主要还是依靠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则。在学术表达与争鸣中，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准确与合理，避免滑入虚妄与片面，陷入妄断与诡辩，遵守逻辑规则是一个基本保障。逻辑就像一道篱笆，未必能禁绝虎狼入侵，但至少能提醒你，界线在哪里。
有些“思维陷阱”一看便知，靠逻辑一拆就穿，比如“权威效应”“梳理论据时做手脚”；有的错误隐藏很深，稍不留意，便被蒙蔽。比如前述“稻草人逻辑”。因此，有学术兴趣的人，应该用点心思在逻辑训练上。从我自己的写作体验看，还是要从基本的逻辑运用做起，比如概念要内涵清楚，外延分明；判断要谨慎小心，恰如其分，谨防夸大其词；推断要严密，逻辑和证据务求必要而充分。下面我以自己的一个案例现身说法，谈谈如何让自己的表达更严密。
2015年12月，我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发表了《批判性思维：革除语文教育痼疾的良方》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争鸣。异议者主要批评了我三点：一是夸大了“批判”的意义；二是夸大了批判性思维在语文教改中的作用；三是批评我在中小学推进批判性思维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虽然与异议者的结论不同，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高度一致。比如，我从来不认为批判性思维可以担当“救世主”的角色，我之所以提倡它，不是因为它比别的重要，而仅仅因为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很欠缺。再如，我主张中小学渗透批判性思维教育，并不是说要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事实上作为一线教师，我也没那个能量。我只是主张渗透，在阅读与写作中一点一滴地渗透批判性思维的教学。
但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分歧与误解呢？我当然不能责备读者，即便有个别读者缺乏理解的“善意”，我也还是应该多检讨自己的表达。于是，我重新阅读我的文章，我发现，有些误解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规避。
比如“批判性思维”概念的误解。考虑到具体的文化背景，是不是要对这个概念多做一些解释？可惜这个被我忽略了。很多时候，争论双方其实争论的不是一回事，因为彼此的定义与理解不一样。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就像关公战秦琼。像“批判性思维”这样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还是需要反复诠释的。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批判性思维就是批判，否定，挑刺，吹毛求疵，等等。基于这样的理解，有人质问：难道我们培养的是新时代的刺头吗？
其实，批判性思维不仅不是“跟人过不去”，相反它首先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是一种立足于自我质疑与求证的反省性思维，为自己的言行寻找根据与理由。它不仅强调质疑，更强调合理的求证，强调审慎的断言。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应该是具有理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人。是不是批判性思维，判断标准不在于是否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而在于有无质疑与求证的过程。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批判性”只是一个限制语，强调思维过程中的自我警惕与戒备，以免被各种因素所蒙蔽。其实，即使从常识出发，也不难想到，不可能有一种以否定为取向的思维方式，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对一个完全以否定为己任的思维方式痴迷。
如果能够就概念本身做一些剖析，或许误解就会减少很多。
再如判断与断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经验，切入这个时代，切入这个时代的教育。但要使自己的经验获得别人的理解、认可与信任，就要谨慎断言，甚至少断言，否则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在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上，因为我个人对批判性思维十多年倾注的热情，难免带有情感上的偏狭及认知上的局限，在表达上也可能因偏爱而夸大其词，在行动上可能因信奉而激进甚至冒进。现在回忆，当初我在做断言的时候，确实对这样的遮蔽放松了警惕。我的判断是：“批判性思维是革除语文教育痼疾的良方。”针对这个断言，这才有了老师的质疑：批判性思维，是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救世主”吗？
这个质疑，让我重新检视我的表达。从字面看，我的题目中确实没有“唯一”“最好”“极端”的这样的字眼。从我的本意看，我也不认为这个“良方”是唯一的，也不敢说它是最好的。我只是相信，它肯定是一剂良方。何谓“良方”？“良方”就是药效好、副作用小的处方。“良方”也未必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但既然是“良方”，总能缓解病痛，祛邪扶正，甚至有助于革除痼疾。
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我想，“革除”是个关键性原因。什么是“革除”？“革除”就是彻底、完全的去除。批判性思维怎可能有如此神效呢？显然，一词不当，导致断言有夸大其词的嫌疑。这个反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人真的会被很多东西迷惑和蒙蔽啊。
这些误解都来自语词表达的不当以及由此带来的逻辑上的缺漏。争鸣与批评让我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出于对学术的敬畏，我也更加领略了批评的意义与争鸣的价值，它会让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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