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杭州历史丛编》文化艺术卷 作者:郭子韶 日期:2020-07-0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在复员过程中,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向省会杭州推进的:省府系统所有单位,从龙泉、景宁、云和一带出发,浙西行署系统就近从天目山起程,跟先遣部队一道进入杭州的是各个新闻单位。当年原来在浙西出版的有两家报纸,即《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在浙南出版的是三家报纸,即《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和《正报》。浙西各报社进入杭州的时间比较早,《东南日报》等几家比较迟。娄子匡利用中统关系,又新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头衔,抵杭后首先控制三元坊(中山中路)敌伪浙江日报社的全部设备,内有卷筒印刷机等,他就利用这些设备办起一张《民族正气报》。《东南日报》因一时机器无着,最初复刊时不得不一度和它出版联合版。
本文就《东南日报》、《正报》和前《浙江日报》三家以外的,在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后分别停刊的其余13家报纸,就我所了解的,分别志其梗概如下:
《民报》:上面提到的《民族正气报》出了不久,改名《民报》,到杭州解放前夕停刊。这是一张以中统为背景的报纸。主持人娄子匡,绍兴人,以搞民俗学起家。1945年初,他从重庆来到浙江,一到就跟罗霞天接上线,在当年上半年的一次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复员时又捷足先登,因而他的《民族正气报》成为当时最先创刊的一家报纸,社址在开元路,日出对开一大张。该报处处模仿南京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标榜“为民喉舌”,第一版有一半篇幅刊登言论、社论和读者来信之类,不惜篇幅,连篇累牍;第三版副刊,经常刊登关于民俗学的文章,并特辟“风物志”副刊,约其同乡孙福熙、陶茂康等撰稿。抗战前他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过一本《小猪八戒》的书,触及回教徒的禁忌,一度闹成轩然大波,因此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副刊上有时还能拉到顾颉刚等人的稿件。这家报纸在杭州新闻界是相当孤立的,大家对之望而生畏。娄子匡是绍兴旅杭同乡会理事长,他想利用这块招牌拉广告,增加发行量。1948年底,他提议要把《民报》作为同乡会的喉舌报纸。该会的理、监事对娄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他的提议,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会后,娄子匡竟然对理、监事发了《民报》董事的聘书,弄得大家啼笑皆非。不过《民报》的广告和发行并没有因此而有转机。1948年春夏之交,杭州民主党派地下组织部分成员被捕,我为营救同事友人,曾硬着头皮多方奔走,也曾找到娄子匡。从其言谈中,透露出这件案子他是从中插上一手的(实际上是他主办的)。结果虽不得要领,但娄子匡这个人在新闻界中所起的“作用”,则举一反三,大可轧出其中一些苗头来了。
《大同日报》:在抗战期间,浙西原有两家报纸,《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在於潜、昌化一带山区出版。抗战结束,两报很快挺进杭州。后来《民族日报》只出了几个星期,原准备移沪出版,故杭版很快办理结束,但结果沪版也终于没有出成。这家报纸可说是随浙西行署为始终的。贺扬灵离浙和不久以后暴卒,是《民族日报》终于不能重整旗鼓的致命因素。
《浙西日报》是CC罗霞天系统的报纸,社长余烈,副社长杨介一,经理汤叙,都是罗的得力骨干。原是4开小型,在杭出版后改为对开大型。《浙西日报》报名不久改为《大同日报》,社址原设三元坊,1947年迁入解放路井亭桥南侧。罗霞天于1946年跟张强争夺省参议会议长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先后失败,张强一举两得。《大同日报》失此两座靠山,在后几年当中,左支右绌,经济相当困难。但罗霞天对“大同”这个据点,决不轻易放弃。1947年下半年的国大、立委两项选举中,罗派系中人利用该报作为参加竞选的资本,包括余烈、杨介一在内,都分别达到目的,未始不是报纸在发生一定的作用。罗霞天自从1946年春下台后,即以在野之身,待机而动,后来当选立委,《大同日报》随之也以民营报自居。先后在该报撰写社论的人有唐迪文、张海洋等。副刊《天地间》,先后由沈雨苍、夏乃芬和黄苔藓编辑,编辑主任宋子亢。该报于1949年解放前终刊。
《天行报》:主持人华封,绍兴人。他办《天行杂志》和《天行报》,最初走的也是罗霞天亲信徐浩的路线,但实际上帮助不大,主要是一个人唱独脚戏。一半由于时势对他有利,一半也因为他善于经营,他终于在战后的杭州新闻出版界站稳了脚跟。1945年至1949年这几年中,杭州各报在发行广告业务方面,除《东南日报》外,要数《天行报》最有办法。《天行报》的前身是《天行杂志》。1940年上半年,华封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大批白报纸,运到金华,准备办报。不料仓库失火,抢救下来,燹余纸张,印报是不中用了。经过削边去角,变大为小,裁成16开、32开印张,也可用来印刊物和小册子之类。灵机一动,华封很快就在金华出了一期《天行杂志》,封面大书“华封主办”字样,借此在各报上大登广告,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华封,居然在文化出版界占了一席地位。金兰事变以后,他从浙江转移阵地,在福建南平继续搞他的《天行杂志》和天行出版社,维持到抗战结束。他复员到杭州,运用他在福建积累起来的资本,办起了《天行报》。华封了解,杭州已经有了几家报纸,如不另辟蹊径,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天行报》就以4开小报姿态出现,开始时3日刊,后来改成日报。当时上海有一家《新闻天地》半月刊,强调所谓“内幕新闻”,颇能吸引读者。继《新闻天地》之后,一时类此内幕刊物,层出不穷。华封办《天行报》,开始就以大量篇幅,刊登当时流行的“内幕新闻”,后来又学步《观察》、《时与文》等刊物,注意刊登所谓战局分析一类稿件。虽然这些稿件质量不高,但标新立异,颇有人喜欢订阅。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天行报》还继续出了一个时期,社址在青年路开元路口,后由杭州军管会封闭。
《当代报晚刊》:民族日报因贺扬灵之死而偃旗息鼓,该报副社长郦时言不久进杨虎主办的上海《神州日报》主持编务,社长郑小杰(出身中央政治学校)协助温州同乡郑邦琨(省参议员)筹办《当代报》。而郑和CC温州系有渊源。开始时计划相当大,企图建立一个以“当代”为名的新闻出版企业,包括当代出版社和《当代报》、《当代通讯社》。《当代报晚刊》于1946年创刊,直到1949年杭州解放后根本改组。创刊时4开小型,后改为大型直落,名为《当代报》,不标“晚刊”两字,显然在于给人一个印象:这家报纸是有日晚两刊的,但日刊终于没有出笼。《当代日报》的问世,是杭州解放后经过改组以后的事情。这家报纸业务不错,后期由张白怀主持编务,每天所发评论性的随笔,都是倾向进步的,版面活泼,讲究趣味,却不流于低级。新闻取材和标题也尚能做到落落大方,因而颇能吸引读者。这在当年说来,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该报社址设在解放路谢麻子巷。
《大杭报晚刊》:CC浙西系自从罗霞天下台、徐浩暴卒以后,在全省范围内的党政舞台上,从长期扮演主角落入扮演配角的地步。省党部、省参议会这两个地盘同时被张强夺去以后,浙西系就紧紧抓住杭州市参议会。许焘以副议长的身份,指挥该系议员操纵全局(议长张衡,实际是一个傀儡)。许焘在抗战前任诸暨《国民新闻》编辑,抗战初期当过《绍兴民国日报》社长和《东南日报》周末版编辑兼资料室主任,后期在浙西主持《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编务,对于新闻事业颇有经验。在杭州办一张报纸,是许的既定计划。但1949年初《大杭报》匆匆创刊,却与局势有关。因为当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南北分治之说虚虚实实,许焘认为时机不可失,就仓促筹备出版。《大杭报》三字集岳飞墨迹,意在“还我山河”。后因笔迹过细不醒目,另写报名。《大杭报》总编辑是徐彭年,编辑周河东负实际编务。这张报纸因为匆匆上马,出版的时间又短,无甚特色可言,读者的印象也不深。
《青年日报》:在杭州也只有极短的一段历史。这家报纸是三青团浙江支团部的机关报,它的创刊反映了团内的人事矛盾。三青团本来是复兴社一手包办的,而复兴社有它自己的《扫荡报》(抗战结束后改名《和平日报》)作为喉舌,故而事实上没有另起炉灶,再办团报的必要。浙江支团部在筹备阶段,名义上由宣铁吾负责,实际主持整个工作的是陈苍正、赵霜泉等,后来复兴社的倪文亚(乐清人,留学美国,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来浙主持团务,陈苍正非但不能扶正,又遭到倪文亚的冷落。缓冲的办法是:由支团部名义办一家报纸,委陈苍正为社长,把报社设在天台,敬陈苍正而远之。因人设报,这是《青年日报》创办的缘起。《青年日报》于抗战后期在天台创刊,对开大型,言论、副刊都搞得不差,对宣传抗战起过作用。抗战后期,浙东一带缺乏一张像样的报纸,该报刚刚填上这个缺口。抗战结束以后的晚些时期,《青年日报》才迁杭出版。迁杭后仍由陈苍正任社长,主持编务的是陈务去等,社址设在吴山路,每天虽也出版对开一张,但内容实无特色可言。不久,党团合并,该报就此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工商报》:抗日战争以前,杭州原来有个《商报》,是杭州市商会的机关报,接连出了好多年。抗战时期在上海《大美晚报》工作、被敌伪暗杀的朱惺公(即朱松庐),曾在杭州《商报》编过副刊。抗战结束后,《浙江商报》仍沿省、市商会机关报名义,对开大型一张。由于原来的基础全毁,无论在物质上或人事配备上,都要重新奠基,等于创刊。当时省、市商会的负责人是金润泉,主持报社业务的是老报人许廑父,后来《东南日报》也请他编过副刊《越国春秋》。1947年以后,前《浙江日报》停刊,与《浙江商报》合作,始改名为《工商报》,仍为对开大型,直至杭州解放后,在余森文的支持下,继续出了几个月,到1949年年底才告停刊。《工商报》虽云朱祖舜、许廑父合作,而统揽经理、编辑大权的仍为许廑父。《浙江商报》和《工商报》的骨干除许廑父外,还有钟韵玉、何剑松、章达庵、胡沧粟、田地等,《浙江日报》的原班底等于全部来此。《工商报》顾名思义,本应代表工商业讲话,可是从该报版面看来,这一立场并不显著,甚至连商情一栏,也并未比其他各报编得出色。该报社址在积善坊巷。
许廑父以撰写章回小说著名。国民党选举立法委员时,《工商报》上刊登了一篇许廑父的《大观园选举立法委员》的小品文,以尖锐讽刺的笔法,描写薛姨妈当选了“大观园的立法委员”,颇得读者好评。许廑父于解放后不数年在家病故。
《金融论坛报》:跟《浙江商报》相同,纯粹是张商业性报纸。发行人安秉钅咸,原为《大同日报》外勤记者,社址在延龄路的一条弄内。该报大约创刊于1948年初,开始时也是对开大型,日出半张,后来越缩越小,最后缩成一张传单模样。解放后光是标了个报名,实即行情单而已,以工商企业单位为推销对象,维持了一两年,直至三反、五反运动时才告停刊。
《大华日报》:1948年10月问世,社长顾伟是省政府会计处的主任专员。开始时以会计长陈景陶名义向全省财政、会计、田赋人员筹集了一笔资金,后来又拉上洪门礼德社的关系,由洪帮杭州头子赵煜当总经理,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强有力的后台,职工经常几个月不发工资。这是杭州有名的穷报社。该报总编辑沈德芬,编辑章廷骥、张运铿、林涛,外勤胡沧粟、李玉苗、徐挺等人,日常社务由秘书邬民风主持,编辑部实际负责人是总主笔胡铠,社论出自他的手笔。报纸为大型对开,解放前后,改出4开直落。社长顾伟不懂新闻业务,对编辑部工作从不干预。编辑处理稿件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在社论、短评和新闻稿中,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倾向进步的稿件。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由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命令,该报全文登载,曾受到特务的警告。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之日,该报发行号外,欢迎解放军进城。终因经济困难,于解放3个月后自动停刊。
《群报》:1948年下半年创刊,对开大型,日出半张,1949年解放前停刊。发行人李浩培,是当年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
《西湖日报》和《新生报》:都是4开小型报。《西湖日报》的发行人是陆靖,以汪清、谢敏中为骨干,拉民政厅长阮毅成为后台。阮虽企图利用该报,但经济上没有给予支持,该报维持到解放后停刊。《新生报》由周洁人发行。周是中央通讯社杭州分社的采访记者,该报问世日短,昙花一现。
《中国儿童时报》:这是一张专供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报纸。该报创刊于1930年6月1日。由热心儿童教育的田锡安(惜庵)等集资创刊于绍兴越王台畔,不久迁址杭州。4开小型3日刊。抗日战争时期,曾迁金华、松阳,以后又辗转到了福建战时省会的永安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复刊,由盛澄世主持。历任主编有高季林(柯灵)、宋梦岐、李伯康、俞仲武、石云子、何紫垣、鲁兵、圣野等人。发行遍及全国边远省市和日本、朝鲜、暹罗以及南洋等地,销数最高时达25000份,为当时全国销数较多的报纸之一。凭发行而不依靠津贴、凭实干而不从事吹嘘,这种朴质的事业作风,是这家报纸的特点。此报虽不为人所注意,但就其出版时期之长久,与坚守儿童教育岗位、为儿童服务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在浙江报史中,应有一定地位和评价。该报于1949年杭州解放后,新儿童报问世以前,宣告停刊。
上面鸟瞰式地把当年杭州先后出版的大小报纸逐一作了简单的介绍。下面谈谈关于通讯社和报人组织的情况。
通讯社:1945年至1949年之间,杭州的官办通讯社有两家:“中央社杭州分社”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国民通讯社”。“中央社”在杭州原无分社,抗战胜利后,该社在杭成立分社,张明烈充任分社主任,经常对总社发稿,并发电讯稿和地方新闻稿供杭州各报采用。“国民通讯社”历史悠久,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相始终,前期社长朱苴英,后期王惠民,奉命发稿,官样文章。以上两家之外,那几年私办、社团办,官方、半官方,失意政客,落魄官僚,纷纷挂起通讯社招牌的近20家之多。其中有些通讯社是按日发稿的,如西湖、社会、曙光等,发的以社会新闻为多。大多数通讯社则是“门虽设而常关”,很少发稿或偶发一次稿,甚至从不发稿者亦有之。办通讯社者大多各有自己的目的,发稿不过是“应景”而已。
报人组织:浙江省新闻记者公会,于1947年成立,理事长胡健中。胡身在上海主持《东南日报》沪版,遥领浙江省新闻记者公会,目的是为竞选新闻界立法委员,拉选票。省记者公会成立,大事铺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江省参议会宴请了全体代表,东南日报社亦宴请全体当选的理、监事,胡即席许愿要筹款建造记者公会的会所,并为地方报向中央请配新闻纸。在立法委员选举中,胡健中拉得浙江新闻记者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选票而当选。当然,有的选票是以《东南日报》的白报纸作交换而得来的。
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是1946年成立的,有会员近300人。在第一次选举时,出现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如胡铠、宋子亢等,均被选为常务理事。《东南日报》是杭州报业老大,理事长一职,由该社副社长刘湘女担任。由于该报素来以大报自居,蔑视其他各报的编辑记者,引起各报的严重反感,在1947年第二次改选时,全市新闻从业人员,以宋子亢、白砥民、华封等人为首,结成反刘统一阵线,把刘湘女赶出了理事会,同娄子匡一样被选入监事会;并以中央社杭州分社主任张明烈为理事长。从此东南日报长期称霸杭州新闻界的局面结束。
1948年第三次改选,情况与第二次基本相同,仍然以张明烈为理事长。1949年4月间,张将去台湾,记者公会全体理监事会议决定,由常务理事胡铠代理理事长。
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实际上是个涣散的组织,平日办理一些会员福利,如一年一度的记者节(1936年由当时的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国民党中央建议批准9月1日为记者节),举行聚餐联欢活动,向善后救济总署搞点救济衣物配给会员等等。1948年5月,胡铠、汪祖裕、石云子等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市记者公会曾向省市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推派代表进行慰问,有的会员进行过力所能及的营救活动。
杭州市报社编辑人联谊会:1945年冬成立,宗旨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报社的无端解雇和求得“新闻自由”,谋求报社编辑人员的福利。以义演筹措了一些基金开展活动,总干事胡铠。该会成立后,改变了编辑部一盘散沙和各报之间互不通气的局面,引起各报社长的严重注意。
浙江省外勤记者协会:以各报社、通讯社实际采访的外勤记者为会员,包括上海《新闻报》、《申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在杭采访人员在内,会员约50余人。以交流采访经验和提供新闻线索为主旨,并强调“新闻自由”。会员单子越采访新闻时受军警之辱,协会曾发起支援。胡沧粟揭露杭州法院的贪污,遭到检察官叶敷英拘留10小时,激起公愤,协会成立后援会,后由法院赔礼道歉了事。该会于1946年春由《东南日报》唐戌中等人倡议筹组。唐被报社解雇,由梁荻云、胡沧粟等人主持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