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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因为职业的缘故,经常徘徊在城市与乡野之间。最近的一次考古发掘,竟然持续了4年之久,让“城与乡”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首先,踏入那方天地,城即是乡,乡亦是城。那里曾是一座繁华的城,但远离尘嚣,坐落在野外;那座城虽隐于深山密林,却拥有豪华的“宫殿”,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古城的生活气息。
在明代文献里,这座城叫海龙囤,是一座高耸在山顶的土司城堡。提到“土司”,我们多半会想到明朝,正是这一时期,土司制度登峰造极。诸多土司中,盘踞今贵州省遵义地区的播州杨氏土司(注:遵义古称播州),很可能是最独特的一个。公元9—17世纪,这个家族一直雄踞播州地区,世守其土长达724年!
播州杨氏自称祖居地是山西太原。这个土司在播州的历史源于唐代中期,终结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平播之役是明代“万历三大征”之一。《明史·卷305》这样记载:“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那是一个春天,一场血战在中国西南边陲开满杜鹃花的山野里激烈上演。24万官军将土司城堡海龙囤包围得水泄不通。50余日后,大军破城而入,剿灭了一年前起兵反叛的播州宣慰使(土司官职名)杨应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这个持续了7个多世纪的“独立王国”。
作为杨氏土司最重要的军事城堡,海龙囤在战争中化为废墟。颇具戏剧性的是,此囤最初的营建目的,是为了抗击南下的蒙古大军。13世纪,蒙古人消灭西夏和金之后,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川、黔一带成为战争前沿阵地。南宋宝五年(1257年),取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南宋治下的播州告急,宋理宗遣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吕与守将杨文相会后,商议“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即后来所说的龙岩囤、海龙囤。所以,海龙囤最初是由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共同兴建的防御工事。
以山麓为参照,海龙囤所在的山峰相对海拔落差约350米,三面环水,一面衔山,仅囤之东西各有仄径可以上下,地势险绝,《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这样险要的地形与城池,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巴蜀地区的重庆合川钓鱼台古城——那里发生的一场战役,放缓了蒙古大军的步伐。不过,海龙囤自始至终也没有成为抗击蒙古军的前沿阵地。到了明万历年间,这个由“国家意志”力量孕育的城堡,竟然成了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对抗的主战场。“家”与“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大大的转折。
“平播之役”之后,慕名而来的寻访者络绎不绝,清代大儒郑珍更曾在道光年间4次进入废墟,并在《遵义府志》里留下“海龙囤”、“海朝寺”、“土月二城”、“海龙九关”等条目,还抄录了当时囤中尚存的碑碣铭文,成为今天研究海龙囤的珍贵文献。但是,城堡并未能因此而复活。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龙囤才进入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视野。
1999年秋,第一次针对海龙囤的考古试掘活动启动。2012年4月开始,海龙囤启动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一次,终于揭开了许多隐于地下的秘密,并在第二年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五月初六日,兵进海龙囤,道路险绝,世间未见。前路就在咫尺,却需伐木除箐,跋山涉水,迂回三十多里。天雨不绝,泥深齐腿,路险且滑,须赤脚才能行走。安疆臣的部队驻于囤后,我们只有暂时扎于安氏营外的一座古庙里,待雨稍小再作打算。贼势尚强,愿为其死者尚多,一时难挫其锐气。”(内容来自杨寅秋《临皋文集》)
这是一封写于公元1600年海龙囤战场的家书(内容据古文翻译,下文中涉及的引用亦如此),写信者是时任贵州左监军的杨寅秋(注:朝廷将领,跟杨氏土司同姓,实属偶然),收信的则是他的三儿子杨嘉。在狼烟四起的海龙囤下,这位明军将领,还不时用信函向家人告平安。信中,身在前线的父亲向儿子叙述了战场的艰辛与微妙,以及对自我生死的未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播州宣慰使(土司为俗称,正式官职为宣慰使)杨应龙反叛,贵州战事告急。是年十一月,52岁的江西泰和人杨寅秋临危受命,入黔监军,辅佐他的同乡兼儿女亲家——贵州巡抚郭子章。杨寅秋是明宰相杨士奇之裔孙,万历二年(1574年)科考进士。来贵州前,他先后在广东、云南、广西等地为官,颇有政声,此番是他第二次入黔。13年前(1586年),杨寅秋曾出任贵州参议。
再回贵州,杨寅秋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摊子。黔省经济贫弱,物力不足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个大郡,无将、无兵、无饷。因此,杨寅秋履职伊始,丝毫不敢懈怠。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十五,总督李化龙在重庆誓师,兵分八路大军进讨杨应龙。贵州三路中的乌江、沙溪两路,由杨寅秋担任监军。
行军途中,杨寅秋不断写信给其子嘉、嘉祚,报告行踪与心迹,有如朋友。这些书信被完整地收录在他所著的《临皋文集》中,共十八札四千余字,使今人有缘得见其父子情谊,更是让“平播之役”有了最生动的“现场报道”。杨寅秋来黔前四年,原配梁宜人病死故里,遗下四男:长嘉正,仲嘉祚,叔嘉,季嘉福。四女,次女嫁郭子章三子孔陵为妻。征播时,三子嘉或正值青春叛逆期,故其得父函最多。
这一年征战,杨寅秋53岁。他在给二子嘉祚的信中说:“黔中得家音已难,加以贼阻官道,尸横盈野,欲得家中音讯,只能空中飞坠了。我寄回家的信一直未断,但都只有寥寥数行,无暇多写,忙迫劳苦之状可以想见。这里播贼神出鬼没,东冲西突,而黔上下无一人习知兵事,无将无饷无器械,以箪瓢陋巷之家,欲为斩将搴旗之事,谈何容易?计划二月中旬后进兵,待克乌江关,贼登海龙囤,环而围之。”从这封家书中我们得知:杨监军早就料到,随着朝廷军的节节进逼,杨应龙一定会进入海龙囤,作最后一搏。果然,四月十六日,杨应龙退守海龙囤,十八日,海龙囤被合围。
杨寅秋随军自海龙坝入海龙囤,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描写了这段惊魂未定的旅程:“从海龙坝入后囤,有小路,跣足行二十里,缘崖攀登,一上一下,如登天、如落井般翻越二十三座山。四月十九日,径进铁柱关,抵飞龙、飞虎关下。”
盼望着战事一结束便隐居入山,不复问人间事的杨寅秋,却因此而积劳成疾。今人透过一封封烽火家书,可见其拳拳慈父情怀。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十八日,54岁的杨寅秋溘然长逝。当年令他牵挂的两个孩子,均不辱宰相家风。杨嘉祚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登进士;杨嘉则潜心佛学,踏莲而去。杨寅秋若有知,当含笑九泉。
杨氏土司盘踞一方,在海龙囤中建造了如宫殿般恢宏的院落,自称为“王宫”。在“新王宫”的废墟之中,保留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遗物是青花瓷器。
这些来自江西景德镇精美物什,至今灿然如新。品鉴这些精美的瓷片,就像在欣赏一幅幅画。透过它们,我们似乎能够复原当年“土司王国”的场景。
出土瓷片中有松、梅、竹、菊、兰、莲、桃、龙、凤、鹤、狮、虎、豹、狐、鱼、仙人、高士、远山、屋宇、亭榭的碎影,躺在数万片青花瓷里。拭去泥土,图画依旧粲然如新,仿佛是工匠放下手中的笔,刚转身离去不久。
如今,早已坍塌的杨氏“王宫”似乎一下子又热闹起来,所有图像仿佛一下子又复活了。没有战争的年代,“新王宫”里的人一定常常流连于此观花、赏月、听溪、读书,一如青花上描绘的情景。
怎奈良辰苦短。415年前那场震动朝野的战役,顿使这处风光旖旎的土司禁地变成血腥的沙场。当时,火烧楼房一空,财物也被乱军抢掠一空。瓷器似乎并不在劫掠之列,记录在案缴获的“贼之家财”多为铜鼓、盔甲、鞍鞯、刀剑等。所以,其他宝物多遗失的情况下,出土的多是瓷器。
根据器底年款,“新王宫”内所出青花瓷最早的产于宣德年间,最晚的则是海龙囤被攻陷的万历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青花瓷片中有一批署“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器物,但全部是嘉靖、万历时期的产品。
嘉万时,人们对宣德、成化时的瓷器倍加欣赏,官、民窑中多有较多寄托款(明清瓷器中,有一些题写前朝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前朝工艺的崇敬,称为寄托款)的产品。岁月未能改变它们的容颜,但兵燹最终令其粉身碎骨。火海中,坠落的梁架、硕大的屋面、厚重的砖墙砸向了精美的杯、盘、碗、盏、瓶、罐、炉……
4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将厨房里的上万片碎瓷一一取起、清洗、晾干,密密麻麻地摆放在两张宽大的桌子上,再按纹饰分作若干类,开始一片片地缀合。这是极其考验耐心的“拼图游戏”。我曾经花费3天时间细细拼合一件绘有凤凰图案的精美高足杯。硬币大小的数十片青花,均仅有一个位置属于自己,须将之严丝合缝地放回原处。每有瓷片缀合,都是一次快乐的体验。
夏日雨天里,坐成一桌终日埋头拼对的队员,每有发现都会发出“又得一片”的欢呼。这是考古工作者才能体味到的煎熬与快乐。
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在其手书《骠骑将军示意龙岩囤严禁碑》文中将海龙囤视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那么,留下这一构思精妙、规模恢弘的建筑杰作的杨氏,到底是何方神圣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播州杨氏的家世一直疑云密布。
明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奉旨领衔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年)告竣。正在此书中,杨氏的“先侯”第一次被写入正史的“列传”,入传的是元初的播州之主杨汉英。文曰:“杨赛因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赛因不花,赐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注:唐季,即唐末),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史书粗略地勾勒了杨氏的谱系,并认为其祖源是来自太原的汉裔。
目前所见的记载杨氏之先为汉人的最早文献是《杨文神道碑》,成书于南宋。杨文生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卒于咸淳元年(1265年),是海龙囤的缔造者。残破不全的碑文写道:“(唐)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杨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隔离,杨氏世守此土……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自祖入播,以迄于君(杨文),凡十又五世。”这里第一次提到杨氏谱系。
不过,在中原文人的话语中,杨氏一直难以摆脱“蛮夷”的身份。杨贵迁是第一个跃入华夏视野的海龙囤杨氏族人。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在《答李琮书》中说杨贵迁:“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载说:“播州杨贵迁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荣献鞍马、牛黄、麝香。”《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平夷人杨文贵等献其地,建为州。”从“夷酋”、“夷族”、“夷人”等称呼看,宋濂之前的中原文人,并不认同杨氏的汉人身份。
播州杨氏到底是“华夏后裔”,还是“南平夷人”呢?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撰文,力主杨氏本是“蛮夷”。他认为,《杨氏家传》的文字,依据的主要是谱牒,而谱牒多依托虚饰之辞,因此不足信。直到现在,杨氏族属的夷夏之争仍在继续,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史料里找到支持自己和批驳对方的证据。所谓铁证,也许还躺在黄土深处。
然而,无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文化已与中原渐趋一体。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体,正在潜移默化地凝聚成型。
考古队进驻海龙囤4年之久,已持续工作了近900天——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里迄今为止历时最久的考古工地。海龙囤考古仍在继续,更多的新发现一定还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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