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是《礼记》中最长的一篇，也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篇。檀弓明显是一个人名，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东汉郑玄认为，《礼记》的编纂者选取精通“礼”的人，“著姓名以显之”。《檀弓》开篇第一段，讲的是一个小故事：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翻译成现代汉语是：鲁国贵族公仪仲子家举行丧事，檀弓着一种名为“免（wèn）”的丧饰去参加。仲子没有立他的长孙而立了庶子为继承人，檀弓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从没听说过可以这样做的。”他进到门右边去问仲子的兄弟子服伯子，伯子回答说：“仲子不过是依照古代圣贤之道行事而已。以前，文王不是放弃了他的长子伯邑考而立了次子武王吗？微子不是放弃了他的长孙腯而立了庶子衍吗？仲子也是遵从了古代圣贤之道的啊。”后来，孔子的弟子子游就这个问题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不对，应该立长孙。”
历代学者针对这个故事的争议，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不同的理解主要出在“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一句，且主要在前半句。后半句“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历代经学家均有共识，就是微子一系是殷商旧族：殷商有母系社会遗存的舅死甥继、兄终弟及的传统，所以微子的做法是殷人的传统。伯子以殷人旧俗来为本应尊重周礼的鲁国贵族的行为做解释，是站不住的。所以孔子斩钉截铁的说：“否，立孙”。至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郑玄认为是因伯邑考过早去世没有留下后代，钱穆认为是不是如此并不可知，很有可能是舍长立贤。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后来学者们的质疑。
如果我们回到当事人所处身的社会转型进程当中，去看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这一句经文，那么，以上所有不同的看法，都将得到新的理解。
殷周之际，殷为大邦，周为小邦，武王伐纣成功，灭了殷商政权，但是殷商遗族依然强大。为了安抚治理这些遗族，武王仍然封了纣王的儿子禄父留在殷做诸侯，并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即管叔、霍叔、蔡叔，作为“三监”就近监视，同时留周公在自己身边辅佐国政。
本来，伯邑考为姬昌（文王）的长子，发（武王）为次子，鲜（管叔）行三，旦（周公）行四，度（蔡叔）行五，处（霍书）行八，封（康叔）行九。灭商的第二年，武王就去世了，谁来继承王位呢？如果传子，当时成王年幼，还无法执政。如果按殷商旧俗，兄终弟及，那么应该是管叔继承王位。
无论哪种方式，都不会是周公做王。实际历史却是，周公立了成王，同时又因成王年幼，周公发明了一种叫“摄政”的执政方式。摄政可不是辅政，而是实实在在地做王，直到成王长大再还政给他。
周公摄政之后，管叔不服，联合蔡叔、霍叔和殷商遗族一起发动了叛乱。周公亲自东征平定了管蔡叛乱，其后，才有时间去制礼作乐，相当于今天的立法，制定一套政治制度。
因此，管叔当时还是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的，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叛乱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管蔡叛乱以前周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前，文王的父亲王季、文王的次子武王都不是嫡长子，为什么到了管叔即位在望的时候，就要改嫡长子了？
很明显，在那时，“父子相承”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都是可能的选择。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正面临着从“兄终弟及”的政治制度向着“父子相承”的政治制度转型的关键时刻。相比“兄终弟及”这种政权在一家之内传承的政治制度，“父子相承”因为有父方和母方两个家族的联姻而更加巩固、更具有社会结构上的制度优势。
有两种制度可供选择，不一定是好事，有选择就有争议，周公亲身经历了建政第二年一连串的重大危机，对这种极易引起变乱的危险一定高度敏感。其后周公制礼作乐，为后世制定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不仅不会忘了这个教训，而且肯定会首先致力于解决继承制问题，只明确选择一种继承形式固定下来，是避免争议的最好方法。那么，周公会选择兄终弟及呢？还是父子相继？显然，选择兄终弟及不是为管蔡叛乱平反吗？即便是为了给自己的摄政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也要选择父子相继。后人都知道周制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么看来，这个制度一定是在周公摄政并平定了管蔡叛乱后制礼作乐之时确立下来的。
至此，我们就可以说，“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时，远在周公摄政以前。那时，嫡长子继承制还没有作为政治制度确立下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就没有任何奇怪的。仲子作为应该尊周礼的鲁国贵族，自然应尊周公制的礼，即嫡长子继承制。拿制度设立之前时代的舍长立幼来为自己辩解，是不能成立的狡辩。可是从经文上看，孔子没有戳穿伯子的这个狡辩。是孔子没有察觉吗？恐怕是另有苦衷吧！
殷商旧贵族微子在管蔡叛乱之后受封于宋，他废嫡长孙而立庶子，当是殷商旧俗。这说明了周公设立的政治制度，仅应用于周室，而并不强制诸侯国实行。本来伯子的辩解，从这里说是最有力的。但是伯子没有，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周公之后某个时代，应用于周室的周礼已经推广到诸侯国了；二是与其他诸侯国不同，鲁国恰恰是周公的封国，作为周公的后裔，鲁国贵族自应是最为尊崇周礼，于是也就难以把诸侯国不强制执行周礼作为借口。
孔子曰：“否，立孙”，则表明孔子的态度是：应该把周公设立的政治制度，推行到包括诸侯、大夫和士等阶层在内的所有贵族。所以孔子斩钉截铁的三个字，不仅维护了周礼，而且还发展了周礼，至少是发展了其适用的范围，使得嫡长子继承制这种政治制度，向着普适性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由以上分析可知，伯邑考早亡无子说与舍长立贤说，都不是要害所在。只要理解了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时，嫡长子继承制还没有作为政治制度（周礼）确定下来就足够了。了解到这一层，就知道子服伯子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孔子三个字的驳斥是强有力的。只有设身处地去体会当事人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所面临的重大抉择，才能感受到孔子这三个字的力量。这一点恰恰是没有引起历代经学家足够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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