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很多问题,诸如享年、民族及宗教信仰等,注定会成为千古之谜。这并不奇怪,在他的时代,他是寂寞而少人知的,他平淡自然的创作,总与艳丽、思辨的南朝文风格格不入。归隐后的耕作与饮酒,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大约五百年后,在苏轼妙赏与唱和之后,无数文人才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曾经落寞的诗人,这时才发现,关于陶渊明的很多问题,人们已经弄不清了,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史料的缺失。问题还不仅如此,原本清楚无误的问题,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也陷入了历史的层层迷雾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算是一例。历史的本真与虚构,对于陶渊明而言,似乎永远也无法说清。
相对于“世外桃源”的神秘宁静,“不为五斗米折腰”则是陶渊明的另一个符号性的标记。陶渊明的淡然而又傲然的情怀,在此一览无余。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后世文人的一个行为标尺,是他们区别浑浊世界与清白自我的一种准则。问题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历史本真,还是来自于历史的虚构,谁也无法说清。
公元四百零五年,陶渊明大约四十岁,此时他在彭泽县令任上。这一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官场,回归田园,这是他最终走向中国文学高峰的一个契机。或许,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选择,也可能包含着“惆怅”和“独悲”。回去了,没有再出来,这结果是确定的,过程却无限复杂。关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说的很明确,妹妹去世了,他去奔丧,继而没必要再回来了,索性离去。而稍后的历史学家却不这样看。沈约的《宋书》记录了一个颇为豪放的场面:“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应是负责纪检监察之类的官员,上级来检查了,“束带见之”是基本的礼节,而陶渊明却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薪水,愤而离去,快意而而不失古君子之风。《宋书》的陶渊明本传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引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省略了极为重要的小序。
关于文学家相关文献的可信度,是应该分层级的。第一可信的的当然是作家自己的作品;其次应该是与作家同时代人所写关于作家的传记、碑文等;再次,才是后世的史传文章。那么,后世文人为什么置最可靠的第一手文献而不顾,偏偏对“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情有独钟?这种选择性记忆的背后又会是什么?
从陶诗及《五柳先生传》中可以看出,陶渊明是一个屡经贫穷之患的人,而且他面对贫穷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所谓“耕植不足以自给”,所谓想出仕但“求之靡途”,当是现实写照。陶渊明诗歌的异文颇多,《归去来兮辞》的序中有“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一句,很多人在怀疑,怎么可能用瓶来装米?所以有人认为,“瓶”是“缸”的异文。但苏轼却认为,陶渊明连用什么装米都不知道,正表现了他对物质生活的无知与无能,苏轼可谓是陶渊明的真正知音。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的物质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在他回乡的时候,最起码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最起码有“僮仆候门”。颖脱而远离现实世界的陶渊明,或许把上述的财产当作了回归田园后的物质保障,对于“五斗米”的薪水,似乎可以不考虑了。
那么,“五斗米”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薪水呢?从“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一句的语气看,似乎“五斗米”很微薄,微不足道。《晋书·职官志》所载晋代官员的薪水是以日来计算的,一品官“食俸日五斛”、二品官 “食俸日四斛”等,即是明证。由此推之,“五斗米”极有可能是陶渊明的日薪,这个薪酬与他回归田园后的收入相比,是不低的。此外,还有三顷公田为他所支配,从史传材料上看,这三顷公田都被他种上了酿酒的秫。晋代官员的薪水虽然是日薪制,但发放却没有时间的限定,可以肯定的是,在陶渊明的时代,任何官员的薪水都不可能逐日发放,更大的可能性是庄稼成熟了,一年的工资一次性发完。如果这样,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的薪水,他可能连一粒米都没得到,因为他一共才在任八十余日。正如苏轼所言,陶渊明在物质收入方面是拙于算计的,他不可能等到秋收后发了薪水再走,这可能就是后世史家眼中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在辞官的原因上,陶渊明的真切感受与后世史家的主观认识有了很大的分野。后世文人宁愿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颇具豪壮的行为,而不接受陶渊明平淡的离去,实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与陶渊明关涉无多。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符号,陶渊明的接受史是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缩影。陶渊明的历史本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陶渊明以什么面目在后世流传。对于一个有大文化观的学者而言,历史的本真固然有价值,但历史的虚构却更具有微妙的现实意义。陶渊明的身上,凝聚了中国文人关乎“仕”与“隐”的矛盾,这同样也是一种情结。“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同样重要,同样不舍。到底如何抉择,陶渊明是一个榜样,而在基于对自身现实的考量过程中,这个榜样会具有多个侧面,或许是历史本真,也可能是历史的虚构,当然,虚构要以本真为基础。这就是陶渊明在后世的意义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