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到北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已将“终身成就奖”加冕于他。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这是短片《老男孩》片尾的话,用在贾樟柯的身上,再合适不过,因为他就是中国梦的一个样本。
梦想被宣判:无期徒刑
贾樟柯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在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让他坐在后排随便看书、发呆、写诗。过了几年“文学青年”的生活,接着就到考大学的时候了。他数学太差,父母把他送到太原去上一个美术班,准备考美术院校。贾樟柯常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公路局电影院”看电影,有一天,他看到了《黄土地》。
“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为了这粒梦想的种子,他从1991年到1993年考了三年,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这个时候,他的年龄比同学们大好几岁,有紧迫感,于是组织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发动一切力量开始拍摄《小山回家》。这部短片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1997年春节回家,贾樟柯用21天在家乡山西汾阳完成了《小武》的拍摄。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做警察的兄弟告诉贾樟柯,“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
“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贾樟柯于是构思出了《小武》。“我当时觉得我拍的就是一个学生作业,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这部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的“学生作业”一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从此,贾樟柯和他的《小武》开始了巡回获奖之旅。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不久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奉命“接受电影局谈话”。原因是《小武》“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家乡汾阳的生活给我一种自由的精神,县城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应该有一部电影,把这些穷街陋巷的生活讲出来。我拍汾阳,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贾樟柯说。
这样的讲述在官方那里获得的评价是:未经许可,私自拍摄并参赛。离开电影局时,他拿着处理意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
一纸文书,实际上宣判了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导演无期徒刑。
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局处理意见下来的时候,贾樟柯正在筹备第二部长片《站台》。这部被他自己誉为“精神自传”的电影,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参加首届剧本大赛便获大奖。剧本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的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但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
众多海外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他选择了日本制片公司T-MARK,它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
“不等了,抓紧开拍!”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自己先垫钱尽快开机。1999年,他手头已经有一张500万人民币的存折。因为《小武》的海外发行十分理想,贾樟柯获得了这笔可观的第一桶金。
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贾樟柯的家乡汾阳。零下12度的严寒,7级狂风,剧组在吕梁山下的旷野中开机了。随后几天的拍摄是在大雪中进行,妈妈来到片场,看到贾樟柯和同事在冰天雪地一边挨冻一边拍摄,心疼地建议:傻孩子,剧本不是你写的吗?你别写大雪不就行了吗?
2000年8月,《站台》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但是国人在影院里不会看到这部电影。在没有解禁的日子里,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以民间放映的形式和国内观众见面,比如北京三里屯的酒吧。
正式解禁是在2004年,《世界》是贾樟柯走出地下的第一部影片。在与官方和解的第三年,他带着新片《三峡好人》再次出征威尼斯。几天后,36岁的贾樟柯在水城捧起了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这是所有职业导演梦寐以求的,很多人见证了贾樟柯亲吻金狮的幸福一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观众已经不在了。在《三峡好人》制作后期,贾樟柯的父亲离开了。
“那一年我爸突然生病,很快就过世。这个过程太快,完全把我击垮了。我觉得我真的太操蛋了,为什么没有把生活安排好?”贾樟柯十分自责。“我从19岁离家,一年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其实我觉得我父亲特别想了解我,但是我们之间交流特别少。”在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片头,贾樟柯曾写了这样一行字幕:献给我的父亲。为了弥补自己在追逐电影梦的过程中对亲情的愧疚,贾樟柯现在让母亲跟自己一起生活。“早上的时候说妈我走了,晚上说妈我回来了,对老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
凭借着对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独特洞察和个性表达,贾樟柯迄今的所有作品都获得了国际奖项的肯定。朋友私下开玩笑,称他是“活跃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活动家”。拿奖拿到手软的后果,就是他对于奖项本身的快感逐渐递减。“一开始能快乐一个月,再往后是一个星期,再往后是一天,再往后就是一个小时。”
尽管如此,有一个奖项依然在他内心占据着独特的分量。1996年《小山回家》获得香港独立短片故事片金奖,那是他第一次拿奖。
“那个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能跟我妈有个交代了。我妈一直觉得从事电影是一个很虚的工作,她总问,你行不行啊,这碗饭你吃得了吗?在这个奖之前,我心里也打鼓。所以那个奖给我之后,我特别兴奋。我跟我妈说,妈,你看我还行吧,我再往前走几年,你别逼着我工作、结婚、生孩子,我再往前走一走。”
为年轻的梦想提供起飞平台
2010年春节,贾樟柯趁回乡去看望一个中学同学,那位同学高考落榜后回到村里,至今未婚。在整洁的窑洞里,贾樟柯在他枕边发现了一本杂志,那是他们中学时代传阅的一本《今古传奇》,已经非常破旧了。
那一晚,贾樟柯留在同学家过夜。乡村夜晚来临,年轻人都进城玩耍,留下来的人就打麻将,村里人除了看电视之外就只有赌博。“我的那个同学可能多一样,就是去翻那本《今古传奇》,那就是本通俗读物,十几年,多枯燥啊。我一下子特别难过,就想他无数个黑夜是怎么度过的。”
那一夜,贾樟柯对城市生活之外的年轻人精神世界的贫乏和窒息,有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年轻人,是最应该有梦想的啊,“我想拍一个电影,就讲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里的年轻人。”
回京之后,媒体不断报道的“富士康事件”更加坚定了贾樟柯为年轻人拍电影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这种精神上的绝望,他们都是从一个封闭的环境、贫穷的地方,满怀憧憬离家背井,带着希望和梦想去繁华的地方,结果发现其实没有桃花源。应该有人去过问一下年轻人心底的那些沮丧。”
这就是后来的“语路计划”。他带领6个年轻导演,把镜头聚焦于12个不同的中国梦,讲述这些梦想斗士如何度过曾经的那些艰难时刻。“语,就是人生经验;路,是人生道路。我们想把这些人生智慧,赠送给广阔土地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门的年轻人。”
12部短片中,贾樟柯拍摄了其中的两个,其中一个主人公是潘石屹。贾樟柯说,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想告诉年轻人,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成功。
这12部独立的三分钟短片从2011年1月6日开始在网络免费观看。这样的传播方式令贾樟柯备感欣慰:三分钟,最容易让人看进去;乡村、矿区,都有网吧,更容易传递给更多的人。
贾樟柯并不否认,自己的梦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圆梦以后,他开始帮助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电影梦。凭借“语路计划”,贾樟柯将6个年轻导演推到了前台,他们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刚过22岁。这是他第二个扶植新人的计划,先前启动的“添翼计划”制作的首部青年导演作品也将在今年面世。
在“语路”短片的首映之夜,团队举行了一个很私人的庆功——年轻的导演们想听一听贾樟柯开口唱歌。贾樟柯就拿起麦克风,像20多年前在家乡汾阳的练歌房里一样放声唱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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