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须臾看不见我自己”——解读斯坦利·斯潘塞
节选自《读者欣赏》 2010 年第 10 期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斯坦利·斯潘塞曾经是个被忽略的人物。这位始终身处国际艺术潮流之外的画家,在其有生之年,既获得过成功与荣耀,也遭受过冷落与非议。斯潘塞的作品题材多样,形式风格也不尽相同。这位内心充满矛盾的画家,其作品也充斥着矛盾:宗教的庄严与世俗的欢乐、精神的圣洁与肉体的欲望、叙事的内容与幻想的情节、写实的技法与怪诞的构图、具象的造型与抽象的寓意……
库克汉姆 布面油画 1914年
斯潘塞的美术启蒙老师是当地画家杜洛西·贝里。在他的指导下,斯潘塞的绘画天赋很快显现出来。如果说库克汉姆为斯潘塞的世俗—宗教风情画提供了场景依据,那么后印象派的代表画家高更那坚实饱满的造型和丰富浓重的色彩则为斯潘塞树立了形式风格上的榜样。
1912 年,由罗杰·弗赖与“有意味的形式”理论的提出者克莱夫·贝尔共同策划的“第二届后印象派展览”,再次使英国艺术界一片哗然。此时正在斯雷德艺术学院习画的斯潘塞无疑受到了这些展览的冲击与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有机会亲耳聆听罗杰·弗赖的谆谆教诲,并在“第二届后印象派展览”上展出了自己的作品《约翰·东恩抵达天国》。
在斯潘塞的获奖作品《耶稣诞生》和《摘苹果者》中,结实有力的形体和强烈洗练的色彩显示出源自高更的新原始主义画风的影响。而在其后来的一些世俗—宗教风情画中,从画 面构图及人物形体的塑造中,总能或多或少看到意大利早期绘画以及 16 世纪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影子。
斯潘塞的世俗—宗教风情画多取材于《圣经》故事,但场景大多选在库克汉姆,并且他时常将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安置在《圣经》人物周围。
两个女孩儿和蜂箱 布面油画 1910年
两性关系本应是精神与爱欲的统一,然而斯潘塞从中得到的却只有种种难以言说的深刻绝望。画家希尔达是他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他一生挚爱的女人。尽管如此,在生育了两个女儿后,由于另一位女画家帕特里夏·普里斯的介入,希尔达最终于 1937 年为他们的婚姻画上了句号。在离婚前夕,
斯潘塞绘制了《家庭》系列作品(包括《希尔达、犹妮蒂与洋娃娃》),以冷静的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婚姻与家庭生活的琐碎与平淡,同时也传达出对以往激情及平凡温暖的怀念。对于斯潘塞来说,与帕特里夏的第二段婚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帕特里夏是一位同性恋,在与斯潘塞结婚后,仍不肯放弃与昔日同居女友的关系。这场短暂、畸形的婚姻不但没给斯潘塞带来爱欲的满足,反而使他失去了包括房子在内的所有财产。
但这段婚姻却带给他又一个创作高峰, 1936 至 1937 年,斯潘塞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帕特里夏的裸体画,他以客观、冷静的写实主义手法,诚实、无情地呈现出人的身体的褶皱与松弛。《与帕特里夏·普里斯一起的自画像》( 1936 )和《双人裸体,艺术家和他的第二个妻子》 为其这一系列的代表作。
双人裸体,艺术家和他的第二个妻子 (又名《有羊腿的裸体》) 布面油画 1937年
与帕特里夏·普里斯一起的自画像 布面油画 61×91.2cm 1936年
在这里,肉体与肉体近在咫尺,但心理与情感却相距千里。对于斯潘塞来说,帕特里夏的身体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他在画中所表现的不仅是帕特里夏的身体,更是他对帕特里夏身体的观看、感觉、幻想和体验。
二战后,斯潘塞重归故里,继续他特立独行的艺术创作。他晚期的作品,不但题材多样,形式风格也不再刻意和拘泥。在《耶稣女儿的复活》( 1947 )、《耶稣为库克汉姆赛船会布道》( 1953 — 1957 )中,《圣经》故事与个人幻想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世俗—宗教场景。在希尔达于 1950 年 11 月病逝后,斯潘塞献上了他的《情书》,画中的少男斯潘塞与少女希尔达跪坐在一张巨大的沙发中。希尔达左手将一封信放到自己的前胸,右手将一封信放入斯潘塞的口袋。而斯潘塞,正在忘乎所以地亲吻着手中的书信。
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斯帕丁在谈到斯潘塞时写道:“斯潘塞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将说明性的、实实在在的内容与幻影及想象的东西融为一体。在他整个艺术生涯的背后,有一个一贯的目标:要表现出事物的完整性,要将肉体与精神统一起来、将神圣与凡俗统一起来。”也许斯潘塞终其一生也未能完全实现这种统一,但令人尊敬的是,他从未懈怠,从未放弃。
情书 布面油画 86.4×116.8cm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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