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年少空门老，一顿一悟敬慈航

      

    “长亭外，故道旁，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此为李叔同所歌。 此歌伤感、 缠绵、苍凉、无奈，颇有自古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的感慨。

              

    李叔同，1918年以盛世出家，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1942年10月13日
    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岭疗养院。临终前写 “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
    遗偈数通，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
    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生其死，都充满了诗意和神秘色彩。

            

    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这并不足奇。  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
    和盲点，扑朔迷离，如真如幻，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弘一法师终其一生，凡在俗39年，在
    佛24年，活得虽非轰轰烈烈但却光明磊落，潇洒飘逸。 一生充满离奇， 一生行状便是一本没
    有写完的哲学。正如他的好友夏丏尊所概括“宗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
    多才之艺人， 为严肃之教育家， 为若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于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形迹
    如真如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 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 这便是当时知识界对
    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看法。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遍走天涯”， 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
    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佛门中的文化人。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
    前人，啸傲当世。李叔同文化思想底蕴大致由三方面构成： 一是儒文化。也即是传统文化,包括
    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乃至八股文的范文。《格言联壁》、《古文观止》、“四子书”
    等。 这些都是他十八岁以前所学， 是他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 这一时期， 他还受教于赵幼梅、
    唐静岩等津门耆宿。与严修、周啸麟、王仁安、王吟笙等有文字交往。毫无疑问，他们的旧学都
    深刻地奠定了李叔同的传统文化的根基。

            

    二是新学。  或称民主文化。 包括康有为、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严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柳亚子、严复等人的社会思想。这一部分主要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城南文社，特别是进入南洋公
    学时所受到的教养，影响到他后来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

            

    三是洋文化。这部分主要指他留学时期通过日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这里包括西方美术（塞尚
    等人的画风），西方音乐（合声配器以及移植奥尔德等人的乐曲）、西方戏剧（研读莎士比亚
    原文剧作，  演出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这诸种文化麋集一身，相互渗透、侵寻、碰撞，
    构成他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和复杂性。

            

    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
    他更多的是注重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他在引进西方艺术（音、美、戏）上开一代风气
    之先，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的是传统文化的血液。

              

    李叔同以才情入世， 以诗文会友， 以真知育人， 这是他文化修养最完满的体现。他对美术家
    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的的培养和造就，为师为友，都体现了他的人格深受传统
    文化的影响，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文化底蕴的探求。他从儒到士到佛，在心路历程上始终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他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他中年以后
    顿悟前非，处处避世绝谷，又无处不近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