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众多对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人口密度太高了，不宜居了。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外来人口是负担吗，究竟谁在为大城市居民养老埋单？让我们跟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老师的文字一起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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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反思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件的文章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但是，村上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仍然在向东京迁移，而且这一人口向东京集聚的趋势出现在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村上更不可能揭示这样的秘密—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类似的文字可能无心，但很容易获得共鸣，加剧人们对大城市的厌恶。在众多对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人口密度太高了，不宜居了。
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外来人口是负担吗，究竟谁在为大城市居民养老埋单？让我们跟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老师的文字一起去看看。内容选自《大国大城》（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中国人口过于集中？其实远低于国际水平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过去30 年来大量的资源向东部（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所以，中国的集聚度太高了。其实，这种看法的前后半句话之间毫无理论和事实的基础。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正面来说，集聚和城市的扩大带来“集聚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但同时，城市发展也会带来城市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拥挤、污染、犯罪，这被称为“拥挤效应”，俗称“城市病”。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人们总是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集聚度的提高是政策所致，其实，中国的政策只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需要，只要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没有当年那些政策，经济集聚度一样会提高。
那么，中国今天的集聚度太高了，大城市太大了吗？人们往往凭直观感受说“是”，但是，数据给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与同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的确在明显扩大，但是，由于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又受到全国规划的制约，中国城市之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的差距却没有明显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间人口规模的差距，最近20 年来只有微小的上升，而如果以2000 年的数据作国际比较，中国的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是远低于国际水平的，与中国同样属于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小的国家只是那些中亚的前计划经济国家。
国际上也有研究证实，由于受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最优水平的。换句话说，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恰恰是因为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国的政策也相应地走入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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