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石皓伟
吃过粽子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屈原的人,因为被楚王厌弃而遭流放,期间得了抑郁症,一时想不开,就跳了汨罗江,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开始吃粽子。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谁也不知道。因为粽子在春秋时代就有了,那时候叫“角黍”,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黍就是糜子,又称稷,是古代北方地区的主食,《诗经》里就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这样的诗句。这期间,又还插进一个端午节,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为从端午开始,暑气炽盛,先民们为了防瘟怯病,就要择“龙升天”的吉日来祭龙祖,吃粽子和赛龙舟这些活动,都与龙有关。汉代时,人们就把端午当做一个重要节日了,到了晋代,粽子已经成为端午节的标配。这些风俗的形成,显然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为何又变成纪念屈原了呢?这个已经无法考证,大概屈原恰好选在五月五日跳的江吧。
关于屈原的纪念,起先跟文人的推崇有关,《史记》里把他和贾谊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列传,倒是挺相宜的。盖因二人都是才华鼎盛,又遭君王厌弃,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最终却以文章传世。所以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时,听到屈原的故事,就有些激动,兔死狐悲之余,写了篇《吊屈原》。但贾谊当时还年轻,想得开,没有抱起石头去跳江,也没有发离骚那种絮絮叨叨的议论。
屈原对汉代文坛影响是巨大的,汉人很喜欢楚辞这种文体,又称之为“赋”,纷纷模仿,创作上开始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贾谊为代表的,逐渐走向散文化,汉人伪托创作的《卜居》、《渔父》几乎就是散文了。一种是以司马相如和扬雄为代表的,逐渐走向了四六骈体,放手铺张,结构宏大,辞藻富丽,对偶、排比、典故大量使用,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对后来诗文的格律化有一定影响。到唐宋时,诗词、散文已经高度发达,骈赋体因为空洞浮华,被八大家痛斥,古文运动后,基本也散文化了。你读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就能感觉到,它们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相比,技艺上已经完全不同了。此为后话。
文学上,屈原才华横溢,自不必说,但其人格却是极有缺陷的。别人是恃才傲物,他是恃才自恋,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这就容易遭人讨厌。楚王听他的,他就高兴,不听,他就不高兴,发小脾气。“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对你那么好,奉献了全部的才智和忠心,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他就这样胡搅蛮缠。孔子说,有一种人最难养,对他们好,就蹬鼻子上脸,疏远他们,就抱怨,要死要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这类人缺乏独立的人格,他们既离不开寄主,又还想用爱绑架寄主,就像宫斗剧里的那些女人们,一旦失宠,必生怨恨。
屈原就是这种人,他永远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总有一种代入感,意欲干涉楚王的生活和决策,不断与上官大夫、郑袖等人争宠,想左右楚王。“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最后楚王也烦他,把他流放在外九年,他顾影自怜,悲愤不已,就发《离骚》,离就是离开,骚就是牢骚。屈原的作品怨气很重,但又不是恨,而是那种抱有期望的嗔怪,只要楚王你说声对不起,再次对我好,以前的不愉快是可以一笔勾销的,人家不是真的怨你啦。他总是幻想着有一天楚王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他回去,总是对权力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楚怀王死了,他又寄希望于他儿子楚顷襄王,而顷襄王也不理他,继续流放他,不允许回朝,这就让他怨气更深了。《离骚》是写给楚王的,下笔千言,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大王不要臣妾,臣妾就死给你看。
屈原的死,怎么也感觉不到跟爱国有什么关系,反而像一个深爱着楚王却又被始乱终弃的面首。他的控制欲太强,容易搞得别人不舒服,自己也生气,用心理学术语讲,就是“双相情感障碍”。即便有家国之哀,那也是跟他血脉相关的。殊不知,屈原爱的楚国,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家的,楚王姓芈,他也姓芈,都是一个祖先生的,作为一个王N代,楚国和楚王是家国一体的,爱楚王就是爱楚国,爱楚国就是爱他自己。屈原爱楚国倒也罢了,一些四六不分的人也跟着爱,就莫名其妙了。你姓芈吗?就敢爱楚国?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正直的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几乎是难免的。因为制度的关系,权力的继承都是要靠生殖器来维持的,并不是依靠选举,所以大部分君王会是长在深宫不辨菽麦的昏君。君王一昏,一定会重用奸邪小人和马屁精,这是必然的。要是不能被吹捧,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地工作,当君王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屈原这种孤芳自赏的人是不会受君王长期喜欢的,和珅反而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满足,作为奴才,首先得会来事。
屈原的孤傲也表现在生活方面,他几乎不跟别人来往,也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他写了那么多作品,从来没有提及自己的家庭,妻子或儿女,都不曾提及过,几乎所有的辞赋,表达的都是家国之哀。所以当他向一个渔父吐槽“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时候,连渔父都“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不再和他说话。跟屈原类似的还有《红楼梦》里的那个妙玉,其人秉性及其高洁,沏茶用的水是从梅花上收的雪融水,刘姥姥用她的杯子喝了一口茶,她直接就把杯子扔掉了,到大观园姐妹处闲坐,都要自带茶具,看不上俗人,唯独不嫌弃宝玉。“太高人欲妒,过洁世同嫌”,她所追求的高洁已经超乎寻常,所以隔绝了她与别人情感上的交流。她很难有朋友,也不能为尘世所容,贾府被抄家后,妙玉也被强盗掳走,不知下落,免不了“无暇白壁遭泥陷”。
87版《红楼梦》中的妙玉
像屈原这样,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人,历史上实在太多了。唐有李白,宋有苏轼,都有大才,命运也非常类似。李白曾作为唐玄宗的座上宾,叫杨贵妃研墨,高力士提鞋,不知有多荣宠,最后不也是遭人嫉恨,赐金放还了吗。起初他还叫嚷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既想远离权力纷争,又还是有些不甘心,酒醉醒来,手抚长剑,还想着再到长安走一走。直到晚年,在敬亭山上独坐,他才最终与自己和解。平庸就平庸好了,那开元天宝多大的盛世啊,不也在一夜之间就被安禄山挑翻了吗,自己如果留在长安,说不准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世间之事,福兮祸兮,说不清。
如果不是“乌台诗案”,苏轼也不知道有多么傲娇呢,刚刚还是政坛上璀璨的新星,突然就坠入到了污尘里,跌的灰头土脸。下狱的一百多天里,他生死未卜,连遗书都写好了,最后侥幸捡了一条命,被发配黄州安置。在黄州,他终于大彻大悟,由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他终于意识到,无论自己有多大能耐,在权力面前,也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已。此前的他颇为自负,对自己期待甚高,好像建功立业就是他的本分,又是修身齐家,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好像天下兴亡就在自己的言语之间。他的才华为他带来过荣耀,也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黄州,他本能地调整了对自己的预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亲自耕种粮食,与农人交谈,渐渐洗去铅华,抛弃了那些虚饰的东西,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简单、淳朴、宁静、淡泊。他终于明白,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要,就没有那么多自取其辱。他和遇到的所有人交谈,他的朋友里士大夫僧道渔樵农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小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他到了广东就吃荔枝,到了海南就吃甘蔗,走哪吃到哪,优哉游哉。
世事有时就是那么吊诡,当初极力迫害苏轼的宰相章惇因反对宋徽宗继位,也被发配到雷州,将苏轼兄弟吃过的苦又吃了一遍。苏轼听说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写信给他,交代了一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养生指南,叫他保持健康。以德报怨,对苏轼来说并不难,在他看来,恨是最没有价值的,爱与宽容才更有力量。彼此间为了争夺点狗粮,相互残害,实在没有意义。当你怀着悲悯之心看待一切的时候,一切都是可悲的,都不值得憎恨,你憎恨一只豺狼或苍蝇做什么,只是觉得可悲罢了。
吃粽子想到屈原,不免感慨良多。人啊,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千万不要对他人抱有过多期待,不管他是明君还是昏君,都不要有过多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遇到昏君,千万不要跟他讲道理,能听懂道理他就不昏了。如果你实在想讲,就做伍子胥,或者刘邦、项羽,讲道理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如果懒得讲,那就采菊东篱、锄豆南山,骑上青牛到函谷关外转转得了。像屈原那种,动辄要死要活、哭哭啼啼的,让人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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