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和同事聊天，她说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讲三星堆，什么外星人、史前文明之类让她浮想联翩，我听得一头黑线，又是民科骗智商税呢～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未解之谜的地摊文学太多，导致大部人都不把考古当作科学，明明技术手段就可以明确的事硬给掰成各种“未解之谜”😓。联想起美国火烧雪球的群众，感叹当今世界，让人们“走进科学”仍是最大课题！说起三星堆、青铜器，最近还真看了一本有关的书，读到书中最后一章实在很感动，特此记录一下～
《另一种古史》的主题是青铜器的纹饰图像，全书例证方面我也无从评价是否专业权威，仅从观点角度出发，其核心主题乃是从纹饰图像的演变推导到中华文明根基特色、以及我们自史前就已经定性的发展模式。
我们常说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按此推论，华夏文明的起点应该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一时期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又是怎样呢？其实答案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上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包含在这个时期，如果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这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而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出现，目前最有可能是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要更晚些。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如果文字出现=文明开端，公元前3000年文字出现了吗？公元前2000年建立的夏朝有文字吗？如果文字不是唯一标准，那么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文化，可以算作华夏文明的开端吗？本书的观点和视角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思考～
△ 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史前渊源
- 青铜器图形文字的研究从中国宋代至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了，从宋代到近代的“识字释义”、民国时期的“族徽理论”以及到现在的“考古学研究”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方法的相继出现，之前的一些基于时代局限性的错误论断也在不断得到纠正。本书致力于检视纹饰、图形文字、图像铭文这三个相互作用体是如何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礼教、宗教和统治相联系的。
- 史前陶器上的刻绘符号，上限起自公元前5000年之前，下限至青铜时代早期，遍布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南方部分地区，内容不一，没有统一的功能和使用目的。学术界对此类符号的含义，有族徽、记录、序数和其他标志等种种提法，但仍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类符号大都是简单的刻绘，没有确凿证据验明它们就是书写语言，所以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汉字。
- 图形文字出现于史前晚期的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初问世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最具代表性。虽然图形文字是不是真正的文字还无法达成共识，但它们与后世的青铜器图形文字属于同类，后者源于前者则是学界共识。
- 史前图画和雕塑的种类、数量较少，但分布广泛、具有地域特征。如仰韶文化常用的题材是鱼纹和鸟纹、河姆渡文化常见带有太阳图案的动物纹饰、马家窑文化则崇尚蛙纹。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不同文化之间的艺术题材加速了同化和融合的步伐，并成为主要发展倾向。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但实际上，兽面纹还出现在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这展示了当时文化交流的密切和共享的精神。（这些现象本身同时也是对图腾崇拜说法提出了质疑）
△ 商周时期青铜器图形文字的形成与发展
- 青铜器装饰发展过程及主要阶段的艺术特征：（1）二里头文化时期（夏），器表主要用几何纹做装饰，纹饰为线雕形式，古朴而欠娴熟。（2）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至殷墟一期），器表装饰普遍采用饕餮纹为主的抽象动物图案，平雕和浅浮雕渐成主流；商代中期出现两层花纹带状形式饰于器表一周，流行以连珠纹缀带状动物图案上下边沿。（3）商代晚期（安阳时期或殷墟二期至四期），装饰达到巅峰，主要纹饰一是神化的动物图案，一是较为写实的动物图案。纹饰以浮雕形式为特色，三层花纹普遍，偏爱满饰整个器表。（4）西周早期，青铜器转世基本上承晚商风格；西周中期发生巨变，图案返回抽象化、几何化的风尚。（5）东周时期，动物图案复兴，但其格调、功能和意义与之前大相径庭。
-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纹饰与其后的一些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不仅在图案纹样、所在位置、载体器形上，而且在设计理念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里头文化是史前文化渊源与商周青铜器装饰、图形文字之间的桥梁，它承袭了史前装饰与图形文字共用相同题材和造型的传统。
- 商代早期的青铜武器和容器上都出现过图形文字，这一时期的图形文字大多是单个的阴文或阳文。已知的商代早期图形文字有鸟、爬虫、龟、蛙、兽、人形、武器以及其他各种造型。总体来看，许多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图形文字具有装饰韵味，并且经常兼备纹饰和铭文双重功能。
-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图形文字进一步的发展，通用形式凡五种：（1）单个图形文字，既有原始图形文字又涌现了众多的新图形文字；（2）一个图形文字（或更多）带一个或多个亲属称谓；（3）两个或多个图形文字组成的复合图形文字或铭文；（4）带“亞”形或在“亞”形内的图形文字或单篇铭文；（5）一个或多个图形文字与内容更丰富的长篇铭文共存。
- 西周时期典型铭文的格式是长篇铭文，但单个或多个图形文字组合以及图形文字与短篇铭文组合，仍然是西周早期铭文的主要形式特征。图形文字从西周中期起越来越少，到了西周晚期几乎完全消失。
→ 图形文字和图像铭文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史前时期，以高度风格化的动物图案或人兽组合图案居多，具有浓郁的装饰色彩；第二个阶段始于王朝政权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所谓的“族徽”符号趋向多元化、象形化，这表明特定祭礼在日益普及和规范，族群和使用者在逐渐增多，书写在不断发展，逐步演变为三种类型——文字、装饰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图像铭文。西周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宗教和礼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图像铭文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此外，图形文字在北方和南方分布的不均衡似乎表明，南方地区对商文化并非全盘接受，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吸收的商文化因素要比长江上游地区（四川）显著。
△ 青铜器纹饰与图形文字的中介：图像铭文
- 图像铭文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衰落于西周中期，其发展轨迹与青铜器图形文字或所谓的族徽并行。图像铭文兼具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双重特征，主要包括比较写实但神化的动物，如龟、鳖、蛙、蝉、虎和马，人为创造的龙、凤和兽面，均出现在殷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外底。
- 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器外底动物图像时常由两种不同的动物形象组成，有主次但无排他现象。推测史前多数氏族、多数文化均拥有几种典型的动物图像，可能是史前跨地区、跨文化远祖动物崇拜或共同崇尚的动物神灵的遗存和表记。
- 青铜器外底图像铭文与器表纹饰的风格常常不同，这是由于二者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即图像铭文的动物形象比器表纹饰的图像更接近于史前原本。更精确的说，图像铭文是史前信仰遗存在新材料、新形式上的再现。
- 夏商周三代，随着时间推移，各文化之间经过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和标准化的进程，各种动物神灵已达到综合化、概念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区分各个氏族、文化崇拜的动物的细微差异，并出现相对规则化的超文化、超朝代、超氏族的动物神灵图案，比如龙，它以卷曲的蛇类或爬行动物为主干，具体细节则有一定发挥的空间。
→ 史前动物图像在青铜时代早期发展演变成三种类型并履行不同职责：（1）青铜器器表纹饰传播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包罗万象的众神动物崇拜，有效地宣传王朝宗教，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服务，肩负装饰+传播教化的责任；（2）图形文字（以动物形为主）主要是制作或使用青铜礼器时具体祭礼的记录、所信奉神灵、作器者族徽或徽识、作器时占卜记录和其他专用名称等；（3）图像铭文是历代所崇拜的动物形远祖或神灵的象征，是跨越时空、文化、氏族的超级载体，怀念远祖兼有特殊铭文功能。
△ 青铜器图形文字的背景与作用
- 青铜器图形文字可归纳为三大类：族徽和其他专有名称；占卜的记录；祭祀礼仪的标志或记录。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都是简化的文字记录，仅仅包含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信息：铸造这件青铜器献给谁？举行了什么祭祀？所以青铜器图形文字中大多数都是特定祭祀礼仪的标志。
- 常见的图形文字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尽管每个青铜器图形文字所传播和使用地区的方位与大小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讲涵盖了当时的疆土，最常见的图形文字例如有：“析子孙”（或“举”）、“冉”、“戈”和“鬲”（或称“丙”）。
△ 青铜器纹饰的寓意与功能
- 在史前时期，地域国家即已出现，这些区域性国家通常以单一民族为主体，拥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礼制，有复杂的礼仪中心，有三级甚至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等级，有城墙或大型人工堆筑台地；其统治者是头衔称呼不明的地方首领。
- 祀与戎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三代”之前）的某一时间已成为国家组织和政治实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不可避免地合成出具有多种文化特色、多种宗教和礼制来源的多基因共同体，并催生出松散但日趋扩大、多变的政治联盟。
- 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源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各种动物题材、礼器造型和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汇聚到中原，礼制活动中充当中介的各种器具也正在经济从陶器、漆器、玉石器为主体到以青铜器为核心的转变。
- “三代”时期的中原王朝礼器，如商王朝的青铜器，几乎被当时古代中国境内所有的青铜文化圈所接受，只是存在全盘或部分接受的差异（如三星堆更具蜀地特色）。王朝统治者成为臣民和诸实体与王朝创造的集合众神之间唯一合法的中介，同时也是整个整个古代中国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正宗王朝“礼制”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 兽面造型这一艺术图解的立意、定型和传播，也许就是将主要地域、主要文化图像进行归纳、平衡、体系化后的结果，王朝创造这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聚合性同意图案形式，方便臣民、诸侯方国、盟友，甚至敌对群体都能理解、接受和信奉，由此来稳定、巩固和强化王权。商王朝青铜礼器及纹饰传播之广和被接受程度之深，乃至发现于不同地点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造型与风格上如此相识。例如安徽阜南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各出土一件饰有“人兽母题”的青铜尊。
- 至迟到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分布于长江、黄河、燕山南北和其他区域的文化与族属各异的众多群体、部族、政体、方国，已经相互交织成了一个庞大的、拥有区域特征的商式青铜器礼制网络体系。通过参与这个网络体系，各个实体自身或多或少地融入中原商王朝的礼制和宗教中。各地效仿商王朝青铜礼器的设计，不仅显示出对商王的遵从和敬重，而且也表明他们相信这些青铜礼器就是他们与至高无上的集合神灵沟通的媒介。
- 从商代晚期商式青铜礼器的传播范围看，商王朝的影响并未衰竭，反而有扩展的趋势，不仅传播到中国东北地区、遍及黄河与长江流域，更渗透到黄河长江的众多支流和邻近地带，甚至到了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高原、青海西宁等地。多数情况下，郑州-安阳系统青铜礼制被奉为样板，起着主导作用，较之北方，南方地区礼制的地方色彩显得更为浓郁。当然这个礼制网络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或双向的供给接收机制，而是一个具有多交结点、多方向、多层面的庞大又错综复杂的礼制、宗教、政治体系。
- 晚商时期，整个礼器网络系统的青铜器在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朝相同方向发展，无论是商都、周远，还是蜀地、荆楚、吴越、东夷、淮夷地区等，青铜礼器商的装饰题材和图案均遵循大致统一的模式。至此，自史前晚期开始的，跨越族群和文化的祖先祭祀和礼仪活动进入了新一轮的整合发展。
- 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揭示了三个方面的发展：（1）由于周文王“受天命”，他成为最早在金文中受到明确歌颂的周人祖先。（2）周人的远祖很少被提及，神灵更是不见记载。与之相反，商代时期商人的神祇和远祖却频繁受祭，并且被写进卜辞中。（3）至迟从周康王时起，青铜器上出现了铸器人对自己家庭的庇佑语，诸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铭文。周人对自己家庭和后代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先祖的祈祷。这也表明商周在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方面存在根本区别。
- 商人依赖青铜礼器网络体系和甲骨占卜来进行宗教控制和四方管理，而周人则依赖王族和诸侯亲缘网络系统来管理和控制整个国家，待一套严格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得以建立后，周王朝已经不再需要青铜器纹饰来承担原有的职能，随之青铜器的装饰风格和题材都被改变——商人喜用的酒器逐渐减少至绝迹；以动物图像为主的青铜器纹饰被抽象肢解为集合图案；青铜器纹饰不再是社会统一和虔诚宗教的视觉代言，反而演变成了纯粹的装饰；青铜礼器的功能从与上帝神灵沟通的媒介转化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象征。
△ 结论
- 如果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和图像铭文是古代中国宗教观念和统治方式的实物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说，“龙”、“凤”可以被视为中国文明渊源及其本质特征在视觉艺术上的生动体现。它们的造型及其演变历程与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模式一致，均来源于众多的文化、宗教和群体，凝结了崇拜众神、众祖的传统，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其核心内容是永恒的，如龙的蛇身、凤的鸟形从未隐形。
→ 中国文明的形成前进受益于所有史前主要文化和随后各个青铜文化的不断滋养，她起步于史前文化网络圈中诸区域中心的频繁交往与融合，进而逐步由“多中心”发展成“单中心”与多因子、多实体、多轨迹和多向式组合的王朝制国家。其模式是一个拥有向心力的主流文化和政治实体与周边文化和政治实体的不断交融，通过“人文共同体”不断扩大、同化并融入新成员、新文化因素来发展壮大，但它总是一脉相承、不离其宗，从未脱离核心价值、理念和核心文化。
→ 中国文明的基因特征或许可以提炼概括为：本土性、凝聚力、自持力、兼容性、整合力、连贯性、多元和谐等，这些基因密码决定了中国文明不断进步，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从未间断、始终保持和发展固有传统与特色的人文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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