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恩：春秋金文研究综述

四、考释 

 20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理论的发展，考释方法的丰富，尤其是50年代以后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许多疑难字被考释出来，一些曾聚讼纷纭的字也逐渐形成共识，有了定论。但也有一些字至今尚悬而未决。
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铜器蔡侯纽钟和蔡侯镈铭文有“”字，凡11见，学者有释“为”释“豫”二说。最早郭沫若释为“为”之繁文，《金文编》、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华东师大金文资料库从之。陈汉平《金文编订补》、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释“豫”，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采释“豫”之说。释“豫”似已成定论。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新收子犯编钟，自该器材料公布以来，有关文字考订及史事阐释的大多问题已经基本廓清，但仍有分歧。就文字考订方面，分歧最大者是第三钟“”字。李学勤隶作“禹”，读作“渠”。[3]裘锡圭隶作“瓜”，读为“狐”。[4]蔡哲茂于《故宫文物月刊》第150期发表的《再论子犯编钟》一文，也将此字隶作“禹”，但读作“玉”，同期发表的张光远的《子犯和钟的排次及补释》则认为应隶作“蜀”，读为“属”。
2000年，罗卫东于《古汉语研究》第2期发表了《子犯编钟补释》一文，认为应隶作“年”。2003年，陈双新于《考古与文物》第1期发表了《子犯编钟铭文补议》，认为“释‘禹’和‘瓜’皆有可能而以前者为优”。何者为是，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
1988年，江苏程桥三号墓出土有铭春秋铜器。对盘铭，诸家分歧是“大叔”下二字的隶定和释读。刊于《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的曹锦炎的《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隶定为“”、“甬”，释“”为《说文》中的“”，为“大叔”之名。“甬”读为“用”，和下字连读。与曹文同期发表的徐伯鸿的《程桥三号春秋墓出土盘匜簠铭文释证》隶定为“耇戉”，读为“寿越”，为吴大叔名。何琳仪发表于《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的《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据铭文反书之例隶定为“”，释为“痀”之异文，第二字释为“禹”。诸家皆定吴器。对其中“匜”铭，分歧在“学”下一字，曹文释“戕”，徐文释“伐”，何文释“卯”读为“犹”。
新藏于台北《古越阁》的越王州勾复合剑，对71铭文，诸家所释各异。刊于《中国文物世界》第112期的李学勤的《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勾复合剑》释为“之唯用剑———余工利”。载于《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的曹锦炎的《跋古越阁新藏之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释为“之用（剑）。唯余土利”。载于《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的马承源的《吴越之剑人间瑰宝》释为“八壬，之唯用（剑）”，李家浩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越王州勾复合剑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释为“之用（剑），唯余土囷”，董楚平《越王州勾复合剑铭文新释》释为“余（捍）王利———之唯用（剑）”。
2001年3月，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中期青铜器，具铭者有盘、匜、共三件。围绕此三器铭文，学者有许多文章，其分歧，主要是关于“”的隶定和释读：
刊于《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的黄旭初、黄凤春的《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释“”为“咸”，训“全”或“满”。
李学勤发表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的《论郧县肖家河新发现青铜器的“正月”》认为“”字应隶作“”，指一个月份。
刊于2007年第1期《考古》的何琳仪、高玉平的《唐子仲濒匜铭文补释》认为“”为“一日”合文，又在后记中补充释为“一之日，即夏历正月，周历二月”亦可。
刊于《文物》2007年第3期的董珊的《“弌日”解》认为“”是“弌日”二字的合文，表示月名“一之日”，指夏正十一月。
程鹏万的《释东周金文中的“成日”》，认为“”为“成日”的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