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三联书店的朋友们

1932年，“1·28”淞沪抗战后，我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了上海，想参加抗战。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到上海后，画了两幅抗战漫画，被沈君怡先生看到，他与韬奋先生是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就把画交给韬奋先生，结果真的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署名黄祖耀。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漫画作品。韬奋先生后来写信给沈君怡，还希望我继续给《生活周刊》投稿。 　　这大概是我和三联书店最早的接触。虽然此后没再向《生活周刊》投稿，但韬奋先生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作者如此关照，给我留下的印象几十年不忘。此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我经常到生活书店去看书、买书，记得在重庆民生路上的生活书店里买书看书的人很多。我真正成为三联的朋友，应该是从1980年开始的。 　　那是自1949年以后我第一次到香港，被招待住在香港三联书店在红磡的招待所，得以经常与当时香港三联书店的老板蓝真交流，谈文化、谈国内情况、谈香港的历史掌故，海阔天空。我在香港的朋友很多，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一些活动，为了方便长期往来，蓝真便给我一个香港三联书店高级顾问的聘书。说起来惭愧，我这个顾问，没有为三联书店做过什么贡献，白白挂了近10年的名头。但蓝真夫妇却成为郁风和我的好友，长期互相通信往来。 　　正好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也到香港公干，蓝真介绍我们认识。一见面，原来是熟面孔。先前在北京时，我们的工作单位一度都在一个大院里，经常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因为我习惯在车上看书，这个爱书的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告诉他我是美术出版社的，看的是美术方面的书。此后，我们在车上、大院里见面，总要点点头。当时，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范用的一句名言：“我这个总经理只管办公室内的事，不管床上的事。”我就想，这个人很有意思。 　　与范用成了朋友以后，就更觉得他“很有意思”了。记得听他讲起过一件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的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范用的藏书甚多，我们两家相去又不远，就经常到他家里看书，还和他一起去看李一氓同志。他朋友多，朋友们一些不经意的话题，被他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本本的好书。《傅雷家书》就是楼适夷闲聊到傅雷教子后，被他“发掘”成书的。 　　大约是在认识了范用之后，我又成了三联书店的作者——三联创办了《读书》杂志，范用是创办人之一，吴祖光的外甥女吴彬更是我家的常客，从那时到现在，她一直在《读书》工作，加上冯亦代、丁聪都在那里帮忙，我自然就成了《读书》的作者。 　　范用之后是沈昌文任总经理。与沈昌文相识就更早了。上世纪50年代，郁风参与了《新观察》的创办，而沈昌文负责校对、编务工作。不过，共事时间不长，郁风因美协的工作离不开，沈昌文似乎也另有高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什么来往了。直到“文革”后，《读书》和三联书店把我们又聚到一起。沈昌文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交往似乎更频繁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想见一次面不容易，于是他吆五喝六地安排一番，老朋友们聚一顿餐，真是一大快事。 　　我真正成为三联书店的作者，是在董秀玉任香港三联书店老总的时候。我在三联出的第一本书是《无梦庵流水账》。董秀玉的精明强干让我和郁风佩服不已，似乎没有什么她办不了的事情。记不清为什么事，范用说：“这事到了香港你们就找董秀玉！”当时的香港称内陆人为“表叔”——取《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而歪批之，有点看不起内陆人。可她这位内陆派驻干部，居然在香港、台湾乃至韩国，广交朋友，开辟出一片天地。 　　1992年，我和郁风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小住，忽然有人找我们，说韩国汉城三联书店想邀我们办展览。这又是董秀玉的遥控策划，此时，她已调回北京。汉城书店的老板是金明壕教授，因喜欢中国三联书店的书而给自己的书店起名三联。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我们大概是首先在汉城办展览的中国大陆人。展览办得很成功，韩国的许多书法家、画家参加了开幕式。我们还参观了几所大学，与当地学者交流。从此，我们就经常收到韩国的资料和展览请柬，也与韩国汉学家、书法家通信。 　　1982年，香港光大图书公司出版了我的《古美术杂记》，32开170余页，还被台湾书商盗版。不过，我自己对这本书不太满意，由于书中收的多是旧稿，材料、观点比较陈旧，再就是错讹较多，一直想重新修改，虽做了些校订补充，但一直也没下决心大动干戈，一搁就是10多年。1997年，已退休的范用把这本书推荐给孙晓林。孙晓林认为，做了那么多工作，如果不能出版实在太可惜了。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图书行情，我觉得很可能是个赔本的书。但在她的动员下，我还是开始动笔修改。2003年，经修订补充、增加图版、重新编排，《古美术杂记》摇身一变，成了16开400多页的《艺林一枝》。还有一本《画坛师友录》，1997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北京三联书店购到大陆出版版权，2000年出了第一版。但由于成书时我人在澳大利亚，手里没有像样的资料，许多绘画作品竟是以很差的印刷品甚至黑白复印件制版的。出版后，责任编辑张琳似乎对原书不满意。在准备重印的时候，我只提出修改个别地方的文字，换几幅图，而张琳几乎将所有的图片都换了，还补充了大量的新图，重新设计。她从我家拿走了几大提包画册，还从别的地方借来画册，又补充替换了文章，于是才有了增订本的《画坛师友录》。 　　对于我的三联朋友，我觉得，用“敬业”二字形容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务正业”——推荐我们到汉城办展览和董秀玉的出版业务有什么关系？汉城三联与北京三联一点关系也没有；范用“义释”爱书人，更是“不务正业”。从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是“诚”，而且是“竭诚”。从当年韬奋先生对我这个刚刚19岁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请，到今天的年轻编辑张琳的精益求精，说到底，都是对人对事的赤诚之心。 　　76年，4代人，都能守住一个“诚”字，不能不让人敬佩。但愿在浮躁、急功近利几乎成为社会风气的今天，这竭诚敬业之心能长久地保留下去。（黄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