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8”淞沪抗战后,我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了上海,想参加抗战。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到上海后,画了两幅抗战漫画,被沈君怡先生看到,他与韬奋先生是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就把画交给韬奋先生,结果真的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署名黄祖耀。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漫画作品。韬奋先生后来写信给沈君怡,还希望我继续给《生活周刊》投稿。
这大概是我和三联书店最早的接触。虽然此后没再向《生活周刊》投稿,但韬奋先生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作者如此关照,给我留下的印象几十年不忘。此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我经常到生活书店去看书、买书,记得在重庆民生路上的生活书店里买书看书的人很多。我真正成为三联的朋友,应该是从1980年开始的。
那是自1949年以后我第一次到香港,被招待住在香港三联书店在红磡的招待所,得以经常与当时香港三联书店的老板蓝真交流,谈文化、谈国内情况、谈香港的历史掌故,海阔天空。我在香港的朋友很多,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一些活动,为了方便长期往来,蓝真便给我一个香港三联书店高级顾问的聘书。说起来惭愧,我这个顾问,没有为三联书店做过什么贡献,白白挂了近10年的名头。但蓝真夫妇却成为郁风和我的好友,长期互相通信往来。
正好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也到香港公干,蓝真介绍我们认识。一见面,原来是熟面孔。先前在北京时,我们的工作单位一度都在一个大院里,经常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因为我习惯在车上看书,这个爱书的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告诉他我是美术出版社的,看的是美术方面的书。此后,我们在车上、大院里见面,总要点点头。当时,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范用的一句名言:“我这个总经理只管办公室内的事,不管床上的事。”我就想,这个人很有意思。
与范用成了朋友以后,就更觉得他“很有意思”了。记得听他讲起过一件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的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范用的藏书甚多,我们两家相去又不远,就经常到他家里看书,还和他一起去看李一氓同志。他朋友多,朋友们一些不经意的话题,被他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本本的好书。《傅雷家书》就是楼适夷闲聊到傅雷教子后,被他“发掘”成书的。
大约是在认识了范用之后,我又成了三联书店的作者——三联创办了《读书》杂志,范用是创办人之一,吴祖光的外甥女吴彬更是我家的常客,从那时到现在,她一直在《读书》工作,加上冯亦代、丁聪都在那里帮忙,我自然就成了《读书》的作者。
范用之后是沈昌文任总经理。与沈昌文相识就更早了。上世纪50年代,郁风参与了《新观察》的创办,而沈昌文负责校对、编务工作。不过,共事时间不长,郁风因美协的工作离不开,沈昌文似乎也另有高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什么来往了。直到“文革”后,《读书》和三联书店把我们又聚到一起。沈昌文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交往似乎更频繁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想见一次面不容易,于是他吆五喝六地安排一番,老朋友们聚一顿餐,真是一大快事。
我真正成为三联书店的作者,是在董秀玉任香港三联书店老总的时候。我在三联出的第一本书是《无梦庵流水账》。董秀玉的精明强干让我和郁风佩服不已,似乎没有什么她办不了的事情。记不清为什么事,范用说:“这事到了香港你们就找董秀玉!”当时的香港称内陆人为“表叔”——取《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而歪批之,有点看不起内陆人。可她这位内陆派驻干部,居然在香港、台湾乃至韩国,广交朋友,开辟出一片天地。
1992年,我和郁风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小住,忽然有人找我们,说韩国汉城三联书店想邀我们办展览。这又是董秀玉的遥控策划,此时,她已调回北京。汉城书店的老板是金明壕教授,因喜欢中国三联书店的书而给自己的书店起名三联。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我们大概是首先在汉城办展览的中国大陆人。展览办得很成功,韩国的许多书法家、画家参加了开幕式。我们还参观了几所大学,与当地学者交流。从此,我们就经常收到韩国的资料和展览请柬,也与韩国汉学家、书法家通信。
1982年,香港光大图书公司出版了我的《古美术杂记》,32开170余页,还被台湾书商盗版。不过,我自己对这本书不太满意,由于书中收的多是旧稿,材料、观点比较陈旧,再就是错讹较多,一直想重新修改,虽做了些校订补充,但一直也没下决心大动干戈,一搁就是10多年。1997年,已退休的范用把这本书推荐给孙晓林。孙晓林认为,做了那么多工作,如果不能出版实在太可惜了。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图书行情,我觉得很可能是个赔本的书。但在她的动员下,我还是开始动笔修改。2003年,经修订补充、增加图版、重新编排,《古美术杂记》摇身一变,成了16开400多页的《艺林一枝》。还有一本《画坛师友录》,1997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北京三联书店购到大陆出版版权,2000年出了第一版。但由于成书时我人在澳大利亚,手里没有像样的资料,许多绘画作品竟是以很差的印刷品甚至黑白复印件制版的。出版后,责任编辑张琳似乎对原书不满意。在准备重印的时候,我只提出修改个别地方的文字,换几幅图,而张琳几乎将所有的图片都换了,还补充了大量的新图,重新设计。她从我家拿走了几大提包画册,还从别的地方借来画册,又补充替换了文章,于是才有了增订本的《画坛师友录》。
对于我的三联朋友,我觉得,用“敬业”二字形容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务正业”——推荐我们到汉城办展览和董秀玉的出版业务有什么关系?汉城三联与北京三联一点关系也没有;范用“义释”爱书人,更是“不务正业”。从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是“诚”,而且是“竭诚”。从当年韬奋先生对我这个刚刚19岁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请,到今天的年轻编辑张琳的精益求精,说到底,都是对人对事的赤诚之心。
76年,4代人,都能守住一个“诚”字,不能不让人敬佩。但愿在浮躁、急功近利几乎成为社会风气的今天,这竭诚敬业之心能长久地保留下去。(黄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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