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孤狼：关于内圣外王我觉得，中国文字的特点以及古人思维的局限，使得中国文言文就是不能表达清楚概念。优点是汉语很有诗意，情感表达灵活丰富。缺点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古汉语文言文不适合用于讨论哲学和理论问题。现代汉语经过非常大幅度的改造，才实现了语义和概念精准表达。这要感谢清末民初的翻译家和文化运动先驱。
回到“内圣外王”，如果你认为这四个字是对的是神圣的真理，那随便你怎么解释都是有道理的。相反，如果你认为它不对，或者认为这四个字什么也没说，那么肯定是你错了。
广州H：孟子养气而盈于寰宇，内既有圣，外即有王。此间不是因果的联系，而是依靠事功与人生中，所有事务的本质联系。所谓表里如一，亦是知行合一的本身，延伸落实于事务。内外相合，外王即内圣，心即理也。
外王是体，内圣是用，器是道之体，道是器之用。
天下万物，端在其用。所以古人常以道之大端为本。
外王者，人之所为，致良知而成，其工夫即本体也;内圣者，人之所禀，致之，则此为全体之大用也。二者之体用，不能以现象本体论之。
宋儒认为体用一原，在我这里，体用是合一的
原先在这一天（丁酉农历六月初五），我将宋儒遗留问题，做了一番疏解。
道，感而遂通，是从整体认知上来。若从具体上看，则只是对号入座。所谓动态平衡，整体关联，正是此意。
如果是因果的话，更容易了。
北京孤狼：我这样理解内圣外王，这是儒家设定的一个最早目标。并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目标。就像佛家道家说成佛成仙，他就是修为的最高目标。所以不妨做个对比。
成佛成仙修下辈子，这个最高目标的提法相对脱俗一些，不是现世的功利。圣、王更加入世，理解上容易让人对应到现世的功利，并且容易转换成为实际评价人的道德标准。有好也有不好。
知、行是两个概念名词，在某种意义上知、行是统一的，不会不相关。
内圣、外王，不该理解为两个概念，如果是两个概念，他们之间不相关
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佛、成仙都是自己的事，是一个内在的目标。
儒家提出的目标，圣、王，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是一套外部的目标标准，是别人评判你，或者是你评判别人的工具。
广州H：受判断所产生的对事物的理解，（概在这里主指量化，念指思维意识，但是两个字都是无明确指向的，所以需要增加“受判断”这个条件）
这个叫做概念。内圣外王，是切实做到或要做到的过程。
内圣也是外部的标准？是的。内圣是一套伦理标准，是社会强加给人的框框
内圣不是标准，是自律慎独；若说标准，那是科学的量化；伦理关系，不是标准的苛刻，是人自身生命情感的流露；我生平最厌24孝与伦理纲常，其于孔孟本意最为疏远。
不过且及谓之中，执中有权谓之和，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体一用谓之器。然而良知本体必显于工夫，否则终是寂。显在工夫，为善去恶，故应诸机而行所宜，此致良知工夫于集义上。孟子曰:义，宜也。此是一脉骨血。
性，是自然固有的，然于后天习染，性从无善无恶，就迁流于善恶两端。《易》曰:利贞，情性也。性情本来贞固，利用厚生，但由于善恶等流，清浊共起，所以使人格大异，万众殊异。子曰:曰时与位。正此意也。
人性若此时美好良善，此时之情，则善而美好。若此时恶，则恶之矣。
但情与欲虽人共有，但率性则正，悖之则邪。
此间种种，恰巧有一个问题，就是良知如何能致，惟在用诚，用诚则慎独。慎，谨也，独，两犬夺食也，故慎独在谨慎于世间之利，惟在不自欺。
若以今义释解古文，则错。当归于《说文》《尔雅》，以原义解原文，则现在认知，天翻地覆。尤其是先秦著作，小学可是基础。孟子性善，是从生命主体上讲，苟子性恶，是从生物生理需求上讲。二者不是一回事。
如此，废了小学，这是对文化的扬弃，基础没了，初九不潜，哪能有九五飞天呢？
如果以现在语言，荀子是社会学，性恶是存在而必须正视的。孟子则是伦理学，阐释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前提。如果对于文化解释，必须依靠地理上的习俗思想与语言学进程，按图索骥，慢慢接近那真理。
在那个时候的学者，虽分为一家，但是大多数都是相互看不见，碰不到的，例如，老子，庄子，思想有一定的契合度，所以归为一类。所以，诸子百家这个家，不是文化传承的关系，而是文化有契合点。
此为阳明心友辩论整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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