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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编制和申请是这些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1000多项“非遗”项目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7万项列入县级以上的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的“非遗”名录和资源调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文化对话、合作以及文化自觉行动的开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民俗学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响应国家文化战略的实际行动，也是民俗学者的社会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图谱的编制是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说，我国的“非遗”名录编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初只是简单地分为十个大类，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于名录有了新的阐述，进行了概念的调整，进一步强调了传统文化名录的名称、实质与文化空间。
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尤其是区分级别的名录遴选，缺少文化理论的支撑，遴选标准更是阙如。对于“什么才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认识尚不清晰，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种文化评价的理论。
对于“非遗”资源图谱，我们需要有理论上的突破。图谱是一种以图像和图表为基础、依赖特定规则形成的一种处理复杂文化事象的方法，具有简洁化、可视化、提升认知效率的功能特征。图谱绘制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至少在汉代司马迁的传记体史书中就有图表谱系，以时空为线索，使人们有效地了解历史，纵向洞察发展规律，横向体现多元特征。宋代欧阳修、苏轼创立的谱学方法，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家谱的发展，成为系统的图谱工具。中国传统的谱牒之学至少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图谱的编撰必须有明确、深远的意义，同时，有一套完整的体例、可供选择的编撰方法。
当代西方的图谱编撰主要用于文献信息的处理，达到信息的可视化与高效率使用。依据引文分析、词频分析和社会网络理论，图谱的分析方法也异常丰富。与此相适应的软件工具也很丰富，图谱的形式呈现出可视化的基本特点，适用于科学研究的谱系探索，并与搜索工具结合起来。这与中国传统图谱强调社会伦理不同，当代西方的图谱强调知识整理与科学研究。欧洲最早将民俗学与地理学结合，绘制民俗图谱。日本学者对此有较多的探索，他们尽四十年之功，建立了日本的民俗图谱，可谓工程浩大。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与资源图谱，既不是家谱那种历史类的图谱，也不是图书管理式的知识图谱，它主要是对于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的记录和整理，是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可视化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图谱需要自己的价值理论。它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产业开发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同时，对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们需要一套方法和技巧来完成对于名录体系的梳理和建构。图谱具有可视化与系统化特征，它的简洁与直观是我们处理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基本追求，是资源的系统化、体系化呈现，是文字叙述所不能替代的。另外，强调地域性是制作资源图谱的基本原则。
资源图谱绘制还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数字化队伍，能够对先进的图谱软件进行分析和评估，开发出适用于“非遗”资源图谱制作的软件，实现数字化编辑。目前，民俗学、艺术学、文学、体育学、经济学、医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不同程度地参与“非遗”保护，形成多元化的局面，但是学科间各自为政，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民俗学是最具条件担任理论探讨的学科之一，民俗学传统的研究范围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具有研究活态文化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民俗学者应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所作为，作出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年4月16日 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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