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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关于她的传说，文学演绎了两千多年，她被塑造成了悲怨的典型形象，到了现当代她的传说回到了历史角色“和亲使者”的书写，“民族和亲友好使者”的全新形象竖立，而这一过程是经历了现当代文艺作品曲折的建构得以最终完成。
关键词：王昭君；传说历史化；民族和亲使者形象
在中国，“昭君出塞和亲”是史载的著名事件，它和“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并称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和亲典范，但昭君出塞比“文成公主进藏”早700年左右，发生在公元前33年的“出塞和亲”对中国多民族融合共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建立了古代族群和平亲善的交往范式。西汉年间来自民间的普通女子王昭君随着出塞事件的发生，后人赋予她“四大美人”之一的称誉，在她身上寄托了许多的人间情感。关于她的传说是历代文学作品不曾间断的创作素材，她从书中记载的形象模糊的历史人物变成了立体多面而充满魅力的传说人物。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昭君的悲剧形象是根深蒂固的，最早记载昭君故事的《琴操·怨旷思惟歌》模拟昭君的心态吟咏了一首哀怨至深的曲子：“……离宫绝旷，身体摧残。志念抑沉，不得颉颃……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且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和西汉另一位和亲公主——忧愁至死的细君公主一样：“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表达了愿意化作鸟儿返回故乡的悲苦心情。《西京杂记》记载的“画工丑图”情节：“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成为后世评说昭君传说故事的热点，人们将最大的同情给予昭君。敦煌出土的唐代《王昭君变文》中昭君被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悲剧人物，她出塞到匈奴后无论单于如何安慰总摆脱不了对故乡的思念，最终忧郁地客死异乡。马致远的《汉宫秋》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表达了民族压抑的反抗精神。在“孤雁惊梦”一折，有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表现出元帝对昭君的无限思恋，剧本的悲剧气氛，昭君的悲剧命运，在作者笔力深重地刻画下留给世人深深的印象。历史故事钟情于昭君悲剧的刻画，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现象，在历代诗词的吟咏中“昭君怨”几乎成为最广泛的抒情主题，康熙皇帝在《昭君墓》一诗的序言中写道；“昔有不得志于功名或身遭谪迁，往往托昭君怨而为诗”。道出了文人们的创作动机，而王昭君是受压抑群体抒怀的最好寄托。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李商隐、王安石等对昭君都倾入了感情的吟咏，而这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文学塑造中王昭君的悲剧形象被逐步构建并且深入人心。与之相应生成的是一系列具有凄苦意味的文学意象：“马上琵琶”“塞外苦寒的风霜”“南飞的雁群”“孤寂的青冢”等等是与“含泪昭君”相配的典型场景。
昭君的传说进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演绎，而正史上可靠的记载是班固的《汉书》。书中说：“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从中我们确切可知的历史事实是，昭君被赐予单于，目的在于汉匈民族的交好和平。
正史的记载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感情色彩，王昭君似乎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被一笔带过。然而历史却特别钟情于她悲剧命运的叙说，这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需要，精彩的传说以故事为支撑，以诗歌为载体，从民间到文人参与的繁荣创作局面保存了昭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悲怨的昭君到“民族和亲友好使者”的昭君却是在现当代一系列作品的创造中逐渐被重新塑造建构的。实际上，在古代的诗歌中有许多诗词含有“和亲使者”层面的意义，例如早在昭君出塞的年代，同时代的焦延寿的《焦氏易林·萃之临、萃之蓝》中就有：“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结好，昭君是福”。唐代的张仲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这样充满祥和宁静田园牧歌般的诗歌勾画的是富庶和平的景象，而昭君正是给汉匈带来福气的可敬女子。这种独树一帜的见解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尽管在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统一体的漫长进程中，“交合结好”的理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使历史上不乏昭君“和亲交好”的认可，但是这种声音很快淹没在了悲剧昭君的主流论调中，世人关心的只是悲情传说中那个含怨的女子，作为个性独立鲜明的“民族友好使者”形象却是在现当代叙述的语境中完成了最终的确立。因为习以为常的接受，我们忽略了这种构建过程中的曲折，忽略了形象从重新树立到被大众接受反复考验的过程。
昭君的历史角色“和亲汉女”的现当代叙述是由于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剧作家关注奠定了最初的基石。翦伯赞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严谨而有独立见解，他于1961年撰写了《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从严谨的史学角度评价了王昭君其人，翦伯赞作为一个具有学术科学态度的学者，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开篇他写到：“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的人物，在现代史学家眼里还是渺小的人物，然而这个渺小的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侧面。”这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肯定了昭君作为渺小人物却和“民族关系”这一个大话题相关联的重要事实，客观上来说她确实肩负了重要而严肃的政治使命，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复杂而艰险的政治课题，动辄演化为大规模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西汉政府当然不会把全部的使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年轻姑娘，但“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却是西汉政府对匈奴政策改变的重要标志，即战争政策转变为和亲政策。《汉书》中汉元帝为纪念和亲“改元竟宁”是最好的证明，所以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角色。昭君出塞后汉匈长达五六十年的和平更进一步证明她在汉匈关系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翦伯赞说：“五十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这种和平的出现不完全是王昭君的个人作用，而这五十年的和平和昭君出塞是有密切关系的。”翦伯赞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了昭君的作用，将王昭君定位在对民族交合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上，主宰千年文学创作的悲剧昭君形象回到了历史领域的叙说。
除了翦伯赞，在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的林干对王昭君出塞的历史也有关注，他从“匈奴史”研究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中王昭君的另一中视野，他尤其关注到王昭君出塞的动机和效果。范晔《后汉书》记载：“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记载的客观真实性是有争议和值得怀疑的，书中的记载已经具备了情节，人物，环境，类似一个简短的小说故事。但林干认为从昭君出塞后的历史效果来看，这样的自行请愿是有道理的，《汉书·南匈奴传》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为右日逐王。大阏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復株絫若鞮单于。復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如果有被迫出塞的悲愁和苦闷，她很可能和细君公主一样早早地忧愁而逝，但她不仅在匈奴生儿育女，安心过着住穹庐，被毡裘，食畜肉，饮骆浆的游牧生活，而且还完全遵守了汉王朝“从胡俗”的成命，完成了她的和亲使命。从内蒙古现存的多处青冢和民间与之相关的信仰和习俗中，我们仍能看到民间对王昭君的认同和爱戴，她在大漠的生活中留下的是积极而友善的行为。
一大批历史学家对王昭君“和亲汉女”地位的关注和评价，给予我们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以后的文艺作品和以往悲剧论调分道扬镳，踏上了重新刻画人物的艰难探索。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历史学上的讨论，成为王昭君“民族友好使者”形象建构的理论基础。周恩来总理提出：“王昭君是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董必武谒昭君墓题词：“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对后期王昭君文艺作品的创作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田汉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剧作家在1959年时曾谈到了关于昭君戏曲中形象塑造的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论王昭君的塑造》，文中他对演出剧目曾做过艺术表演层面的点评，对昭君形象的塑造也颇有关注，最后他认为我们要从传说中含着眼泪的昭君回到历史中“和亲使者”的叙说中，但是他也指出，像这样颠覆传统的形象是否能够取得观众的认可，人物的塑造是否合理成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是否有人敢做这样的冒险和尝试呢？
随后曹禺在1979年创作的话剧《王昭君》陷入了诸多的争议和讨论中。如翦伯赞所说，文学的感染力是巨大的，尤其是话剧。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史书而是来自生活中接触到的戏剧。而且这种认识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话剧创作者也是苦苦思索，战战兢兢地创作。曹禺于1960年开始了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因文革一度中断，最后完成于1979年。曹禺认为历史剧一定要忠于历史事实，同时还需要有戏剧性。所以在《王昭君》五幕历史剧中，她设定了温敦和送亲侯王龙为了各自的目的蓄意引起汉匈民族矛盾的阴谋。王昭君，呼韩邪单于，汉使臣萧育，匈奴大臣乌禅幕是维护汉匈和亲团结的力量。然而演出之后的第一个十年进入了争论之中，有人认为昭君的形象被抽象主义的主题支配，人物脱离典型环境或者被拔高和理想化，客观矛盾的本质没有反应，全篇在于歌颂王昭君，后三幕的情节刻画和前面的人物对比，有失协调。同时也有很多肯定的声音，有人指出关键的是王昭君被还原到了历史真实之中，她愿意承担为民族友好的政治使命，这对千百年戏剧形象中“悲剧昭君”是一个大的颠覆，这种有胆识的人格是曹剧刻画的成功之处。尽管曹剧不免会有时代话语权的渗入，但曹禺作为吃螃蟹的第一人，他为现代昭君的故事建立了许多范式。首先，他树立了王昭君在剧中作为故事的叙述主体，是全剧的中心人物。这和历史上《汉宫秋》《和戎记》等作品相比，昭君成为塑造的绝对重心。其次，全新的昭君形象刻画，她的形象是明朗而开阔的，她有使命感和胆识。在初嫁匈奴具有怜爱普通人民的热肠，有面对宫廷阴谋的冷静沉着，在多次危机场面的对话中表现的果敢，这和历史传说中的悲怨形象或者民族节气的贞烈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性格曾被批评者指出塑造的不合真实，她更像一个经过历练锤打的政治家，而缺少少女本真的个性。但艺术人物的刻画追求的是感情认同的真实，例如作者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第二幕中，出塞前王昭君违抗圣旨不吹“鹿鸣”，坚持吹奏乡里下民的情歌“长相知”，并解释说“'长相知’并不是区区的男女之情，而是汉匈一家，长命相知”的道理，这一场景的设置有明显的雕琢之感，但这一场景中昭君“反抗”精神和史书《后汉书》中记载的昭君自行请命的内涵是相通的。再者，民族和人格平等意识的渗透。和以往戏剧中将匈奴族看做对立面的立场不同，曹剧的民族平等意识是随处可见的。在第三幕中，王昭君初嫁匈奴，作为反面人物塑造的送亲侯王龙，时时要摆出汉家的优越感和尊严，他要昭君和随从：“处处对匈奴上下摆出汉家朝廷的威仪，处处要遵守汉家的礼节，不许吃胡食，不穿胡服……”，但王昭君和随行却毫不放在眼里，王龙的一番言辞经作者的反讽，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了他的迂腐固执。经历了热烈讨论的曹剧，随着批评和赞扬声，在九十年代一度陷入了沉寂，后来因西方理论的引进，西方思潮冲击了单一的研究视野，曹剧《王昭君》重新又被关注起来，有了被重新审视的命运。王昭君的全新形象和人格受到关注，她被拿来和古代文学作品例如《汉宫秋》中的人物对比阐释，我们能看到她清晰的变化轨迹。
王昭君传说历史化现当代的书写在五四时期就和革命结缘甚深了。胡适在《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一文中，从女性解放的角度评价了她的人生价值：“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不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民涂炭之苦。中国几千年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的。唉！怎么对得住王昭君呀”！胡适对历史悲剧的昭君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昭君是被误解了，而做一个有宽阔胸怀，把握自己命运，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女子才是她的真正苦心。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重在刻画她的叛逆精神，她从爱国女杰到革命女杰，是昭君与悲怨形象分离的开始，但作品却有特定历史语境的话语痕迹。
现当代史上话剧《王昭君》的创作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用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学艺术手段塑造全新形象的历史人物本来就是一种巨大挑战。尽管剧作者都是近现代文学史话剧领域一流的作家，但在创作之初也难免陷入讨论和争议的漩涡。艺术形象的干涩空洞，带有时代话语权渗透的人物刻画都成了被讨论的焦点。但无论如何，在一次次讨论的浪潮和关注中，王昭君新形象的生成在丰富，接受在深化。这种主题和重心的转变在后期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影响有开拓奠基的意义。
例如，我们可以将京剧领域中关于王昭君的传统作品和当代作品做一个简单比较，就能明显看出形象的变化和差异。传统京剧中关于昭君体裁的戏有尚派的《汉明妃》，目前被保留下来在舞台上还经常演出的是其中一折《昭君出塞》，这一出戏历来就有：“唱死昭君，翻死马童，累死王龙”说法，这是从“四功五法”的角度说人物舞台表现手段的，昭君的刻画就是以唱为主，也有骑马的繁复身段，她唱到：“人影稀，只见北雁南飞。冷清清，朔风似箭，又只见旷野云低”，环境的渲染使得人物内心的悲情愁苦跃然而出，舞台背景的萧条空旷让人联想到出塞的苦寒恶劣环境。程砚秋的程派名剧《文姬归汉》中蔡文姬有一段对着昭君坟墓肝肠欲断的唱词：“见坟台哭一声明妃细听，我文姬来奠酒诉说衷情。你本是误丹青毕生饮恨，我也曾被娥眉累苦此身。你输我于生前得归乡井，我输你保骨肉幸免飘零。问苍天何使我两人共命，听琵琶马上曲悲切笳声，看狼山间陇水梦魂犹瞥，可怜你留青冢独向黄昏”。这些剧作极尽悲怨情绪的刻画，是和数千年悲剧形象的论调一脉相承的。但如果我们对比现代戏曲作品中的形象，就发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转变。黄梅戏有一首《四大美人》的唱段，开始一段便是王昭君：“关山雪，大漠风，昭君出塞离汉宫……望长城，任重道远，明大义，气贯长虹，此一去，催唤春风化雨露，愿塞外芳草青，芳草青青春意浓……”这里的昭君同样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这一段优美而深情的旋律，短短几十字刻画的昭君让我们眼前一亮，她是胸怀坦荡而有担当的女子，她犹如春风吹绿了大漠草原。我们敬佩不让须眉的巾帼，也被她润物细无声的付出而打动。这样大气的形象和开阔的意境是丝毫不输于千年来的深沉悲怨的形象的，给人更多的鼓舞和感动。《大漠昭君》是内蒙古京剧院的新编京剧，写的是昭君在大漠二十年后，面对匈奴内部的政治危机，她牺牲自己儿子的利益，维护了草原的和平，维护了汉匈民族的友谊。剧中的昭君是深明大义的女性。这出新编京剧的艺术水准较高，非常富有感染力。笔者所看的演出是张派青衣姜亦珊饰演的王昭君一角，沉稳大气的台风对人物的刻画很有帮助。在一段宁胡阏氏王昭君和大王子的流水对唱中，大王子反复说到：“宁胡阏氏，匈奴得之，国安宁”。这是对昭君形象和角色的突出，对人物刻画的强化。也是本剧要表现的主旨之一。到这里，王昭君的形象和历史上的含着泪水的悲剧昭君已经相去甚远了。而此剧依托昭君出塞和亲后五十多年的和平史实，回归了历史本体，因此更具有可信性和接受性。
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形式跟以往相比大大丰富，但无论在歌剧，话剧，京剧，舞剧……的作品中，我们能见到的大多是昭君新形象的诞生，一种深明大义的境界和担当民族重任的“和亲使者”女性形象。从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形象，到翦伯赞等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到曹禺的五幕剧《王昭君》的大讨论，以及到今天各种剧目作品的繁荣，半个世纪以来昭君从历史悲怨的主题中慢慢走出，从反叛意识的普通女子，人格独立的汉宫女到民族使者的宁胡阏氏，和平女神的现代形象，王昭君逐渐褪去了历史传说的沉重衣衫。在半个世纪文学艺术作品的重新建构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三峡论坛》 2011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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