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上一期推送中，我们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史实。在本期推送中，我们将分别从世界范围和中国学界两种视野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相关研究。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大革命研究可以被划分为右派叙事、左派叙事和修正主义叙事三种，国内学界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则可以被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期间与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后三个阶段。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研究各具特色，并在批判和对话中不断发展深化。
法国大革命的相关研究
郭台辉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适用于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大革命从发生伊始便吸引全球学者的关注，从不同角度的分析与阐述丰富了这一话题。按照不同学者的立场与观点，大革命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左派叙事、右派叙事、修正主义叙事，另外，随着上个世纪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在美国蓬勃发展，吸收社会科学结构性叙事方法的新文化史与后修正叙事也加入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从研究领域与方法论来看，大革命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政治史、社会史、主义马克思经济-阶级结构分析三种。
在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大革命的研究领域逐渐从宏大结构转向中微观叙事，理论化程度也经历了发展与衰落的过程。显然，法国大革命依然是一个争议性议题，无法完全采取客观立场来对待这一事件，任何学者对此都有自身鲜明的站位与立场，毕竟仍然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所构建的现代性观念、制度、话语与实践中。
(一)世界范围内的大革命研究回顾
大革命这一议题在同时代就得到高度关注，大部分人属于亲历者，对大革命有着深刻的心理烙印与过程认识，比如托克维尔、泰纳、梅斯特尔、斯塔尔夫人、伯克、基内、梯也尔。这一部分人由于自己对法国大革命有较为深刻的亲身经历，对大革命的恐惧尤其是对大屠杀的恐惧非常深刻，因此基本采用抵制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右派叙事。
1. 早期经典的大革命叙事
谈到大革命，托克维尔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回避的经典作家。托克维尔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作品并未完全成书，但基本反映了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完成了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国王的集权愿望，并继承了旧制度的官僚制遗产，因此，大革命是旧制度的产物。斯塔尔夫人是托克维尔极为欣赏的思想家之一，同样作为大革命的亲历者，对大革命也保持一种较为公允的批判视角。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斯塔尔夫人透露出对国王、高等法院的同情并为之辩解，表达对内克尔改革失败的遗憾，但他同样也承认，在1789年法国已经面临极为糟糕的情况：“巴黎的群众愚昧不堪，外省则是无知至极”。这基本也代表同时代人对当时法国情况的共识。但对雅各宾派上台后的恐怖政策，其描述已经很难不带情绪，“杀人犯”“刽子手”“罪恶的宣泄”已经很明显表达他的态度。
伯克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岁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与习惯有其价值，任何的社会革命都必须谨慎。他抨击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构建，认为自然法原则看似美妙绝伦，但政治实践却绝无法构建出乌托邦，法国大革命必然以另一种专制取代专制。梅斯特尔是当时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他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也完全反对作为其观念基础的启蒙运动。在梅斯特尔眼中，世界绝不是以理性主义法则为基础的，必须在非理性因素中寻找答案。梅斯特尔已经彻底否定大革命的政治哲学基础：“让我们大声诅咒共和制！”泰纳清晰阐述了现代法国的形成过程，全书同样流露出对民众激进行为的恐惧。
勒庞以群体心理来解释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以此来解释革命的狂热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著作不仅是大革命研究的必读文献，同时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之作。这一著作主要阐述了纯粹理性的大革命原则是如何转化为感性的行动，又是如何通过这一感性的因素影响到大众。勒庞认为，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方面的素质都极其有限，革命的政治理论是无法被他们完全接受和认同的。通过系统严谨的理论逻辑来抨击旧制度无法得到回应，但利用神秘主义则可以快速塑造群体、壮大革命队伍。因此，感性的情感将禁锢多年的热情释放了出来，并使之发酵为“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造成的暴行”。勒庞否定这一场革命。在他看来，只有行为方式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单纯的变换政府名称恐怕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不合理的也不会重塑这个民族的灵魂。
即使是在革命时代，对革命的评价也有争议。革命爆发时，欧洲各国都高度关注法国革命。其中，德国法学家费希特为大革命的正当性与雅各宾派上台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于1792年发表了《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不久之后出版了《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一书。两本书基本反映了费希特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在《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中，费希特表达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暴力革命始终是人类勇敢的冒险行为；他成功了，挣得的胜利对于苦难来说是值得的；他失败了，你们就通过苦难将自己推入更大的苦难。”应该说，费希特对于革命有着极为深刻的洞见，它不仅看到了革命对于历史的推动意义，也看到了革命潜藏的风险。
然而，无论如何，费希特对于大革命而言始终是旁观者，并未直面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这一点从《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来。《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主要讨论革命合法性的问题，费希特主要通过两个问题来讨论合法性。一个是人民是否有权改变其国家宪法，另一个则是人民在改变其国家宪法时何种手段是合理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表达了费希特对于革命合法性的辩护，他提出：“没有一部国家宪法是不可更改的，一切宪法都可修改，这是由宪法的本质所决定的”，又同时指出：“社会契约中的附加条款规定社会契约不应修改，这是违背人类精神的最大矛盾”。在大革命问题的讨论上，费希特始终坚持着先验原则，认为大革命的实践与研究一定不能按照经验主义的原则进行讨论，因为经验主义是不可能触碰到普遍性的一般准则。
在同时期，英美学界也有思想家对大革命持赞扬的态度，其中，托马斯·潘恩最有代表性。托马斯·潘恩于1791年发表了著名的《人权论》，在书中潘恩回应并批判了埃德蒙·柏克的观点。与伯克观点的分歧主要聚焦在权利的延续性上。伯克认为，在过去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有权罢免自己的统治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架构，但英国人民在革命时已经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放弃了这一项权利。潘恩认为，对于子孙后代的约束与控制是无效的，没有人有权利做出这样的放弃。法律在后代人中保留的效果必然是通过生者的同意来延续，即“每一代人都与前一代人平等，基于同样的原则，每个人天生都与他的同代人平等。
2. 左派叙事的兴起与右派叙事的挑战
系统的左派叙事始于大革命史教授，奥拉尔。在此之前，雅各宾派将激进民众与屠杀的起因都归结为环境的渲染与局势的失控，奥拉尔的《法国大革命：一部政治史》对大革命的杀戮给出一种国家构建的解释。他认为，法兰西交困于内外危机，处于一种无奈境地，被迫以恐怖与革命政府进行国家自卫。奥拉尔反对泰纳的观点，他认为民众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无可比拟，民众是至高无上值得讴歌的英雄，但泰纳则认为革命中的民众打破了社会约束，释放出了自己的本能成为了退化的原始人。
俄国人在十月革命时期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俄国革命让俄国整个阶层有了时代背景与讨论共鸣，列宁与托洛茨基有相当篇幅的文章论述法国大革命。这一时代俄国基本继承左派叙事中的雅各宾主义叙事，充斥着对革命与恐怖的合理性表述与赞扬，但并未用主义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与阶级斗争论分析及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宏大进程。事实上，俄国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大革命的研究主流方向一直聚焦在雅各宾派以及雅各宾政权。
这一研究倾向与研究范式同样影响到了东欧诸国。其中，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工作和苏联科学院的法国研究应当受到关注。但较为遗憾的是，大部分俄文资料极少有英译本，甚至也缺乏法译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东德一些史学家的介绍来了解莫斯科的进展。
乔治·勒费弗尔最为知名的作品是《89年》和《大革命时期的北部农民》， 其将经济问题与社会分析系统应用到大革命问题。《89年》发表于大革命100周年庆典，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维希政府封禁了这一著作。直到1947年，罗伯特·帕尔默才将其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英译本：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勒费弗尔在这一作品中最为重要的讨论是对《人权宣言》的解读，其认为宣言的第一条最为重要，其余部分只是对第一条原则的具体解读。另外，不仅人权宣言的每一条都很重要，应写而未写的原则同样重要，比如，普选的保障。《大革命时期的北部农民》是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这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勒费弗尔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理念，其在同时代获得极高的赞誉，得到同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褒奖。勒费弗尔通过对北部农村档案与文件的梳理，详实展现18世纪到大革命时期北部农村的阶层比例、生存状态与动态发展。在北部而言，农村资产阶级较18世纪已经更富有，更强大，数量更多，但众多农村人民仍然因失业和饥荒不堪重负，在危机期间没有获得一点土地，却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勒费弗尔的研究方法暗示了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事件。在北部的每一个区域，由于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方式等诸多客观条件的不同，大革命对每一区域有不同含义，很难进行全面总结与概括，甚至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影响。
正如Henri Sée所说：“勒费弗尔得出的结论(革命对于诸多农民而言是毫无益处的)不能完全扩展到整个法国。在其他大多数地区，无产者的人数似乎要少得多，考虑到整个法国，革命通过废除君主制政权，通过出售对农民有利的国家财产，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状况”。1931年1月，Henri Sée在《经济史评述》发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同样从社会与经济角度切入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但却更多偏向于社会与法律层面。他详细阐述了大革命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与大革命起源的联系，认为社会矛盾与特权是大革命爆发更为重要的原因，1793年之后的战争使法国18世纪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更衰退的景象，尤其影响到商业与工业的发展。勒费弗尔与Henri Sée的观点共同说明了大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成为了一种过去式。多角度、大范围的细致考察代替了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探寻。
二战后，欧内斯特·拉布鲁斯与阿尔贝·索布尔继续发展左派叙事。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是年鉴学派在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将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与统计学的相关理论与量化技术应用在史学议题。他关于大革命较为重要的著作是博士论文《旧制度末期及大革命初期法国经济危机》。阿尔贝·索布尔最为著名的著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这篇博士论文是继其老师勒费弗尔博士论文后，关于民众运动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论文，聚焦城市民众运动，论证材料立足于巴黎各个行政区警察局、市政厅的残存档案以及巴黎各个图书馆，论文的第二部分专门从无裤套汉的社会结构、心态和制度等角度进行分析。索布尔基本放弃以阶级立场与经济冲突进行归因，他认为当时的巴黎既没有形成人类学与马克思理论范畴中的阶级，也未形成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无国界革命者。在索布尔的观点中，“无裤套汉运动的首要动因便是饥饿。”这一判断是公允的，就如同Henri Sée的解释一样，一个地区的农民与全国的农民是两回事，他们在同一事件中的境遇往往大不相同。
沃尔特·马尔科夫是东德著名史学家，其在东德卡尔马克思大学进行法国大革命研究，其主要从事大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运动研究。其研究范式与意识形态明确，基本代表了二战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研究倾向。其1960年在《法国大革命年刊》发表了题为《雅各宾派》的文章。马尔科夫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革命政府与民众是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在合作的同时保持竞争的关系。而在罗伯斯庇尔上台之后，民众与政府的这一种关系被改变并最终激发出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英美学界对左派叙事发起挑战的落脚点在大革命的影响与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上，基本秉持对大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联系的怀疑态度。伦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教授阿尔弗雷德·科班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科班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述》中认为，法国大革命并未摧毁所谓的旧制度，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扩张，后来在《法国革命，正统和反正统：评论综述》一文中再次阐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述》的观点。科班援引塞缪尔·贝尔斯坦的观点：“大革命绝不是塑造封建向中产社会转型的过渡性机制，只是创造出有利于社会继续发展状态的一次事件”，资本主义在大革命期间并未得到发展。工业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是大革命的缘由，而是大革命的结果。大革命既未能将工业中产阶级带入权力结构，也不由他们所塑造。
雅克·索雷在立足于法国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了英美学界对于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并就大革命的核心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索雷认为，无论是左翼抑或是右翼，在以往的大革命传统叙事中带有了过强的理论性，而理论其本身带有一种自证性。当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的时候，往往已经找好了支撑材料与回避了不利观点，并以果溯因的证明其理论的必然性。因此，索雷更偏向于使用英国史学家的研究方式，将大革命分解为一块又一块的无序个体、地区。这一种方法将研究角度与研究对象微观化，虽然无法以一种普遍规律一劳永逸地解释一切，却能在经验上丰富大革命的日常生活研究。在其著作《拷问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章节标题，索雷都采用了疑问句表达对传统叙事的质疑。全书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进程和结果进行讨论，在每一部分中又设立了三个问题对问题进行 细化。在这一著作中，雅克·索雷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索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整个19世纪的法国政治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且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大多数革命运动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些革命吸收并学习了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大革命对于后世的影响程度与影响的方式依然正在变化。
3. 大革命叙事的文化史与社会史修正
莫斯科在60年代与欧洲陷于冲突，让法国左派意识到苏联同样不是乌托邦，进而反思与批评斯大林模式与作为传统革命史观的雅各宾主义理论。弗朗索瓦·弗勒与德尼·里歇出版了一本著作《法国大革命》，该书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侧滑”理论，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的修正主义对左派叙事开始系统挑战。弗朗索瓦·弗勒与德尼·里歇认为，1789年革命的起源不是在“封建”贵族和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冲突，而是在启蒙哲人的政治构建中，即在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共同构建的社会中爆发。法国大革命在两位学者的眼中是一场意外，其主要依据是，革命有三次转向，缺乏内在持续性。因此，弗朗索瓦·弗勒与德尼·里歇认为，革命并不是一个由统一的政治集团所推动的运动，而是由一个完全异质的矛盾体推动的。1792 年8月法国政体的改变，实际上是革命第一次转向后错位过程的最终结果，1791年的战神广场事件是这一次侧滑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早期革命的自然产物。从1792年8月1日到1794年7月1日，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阶段，而是侧滑的最极端表现。无裤套汉使革命偏离了正轨，他们带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特点。这一特点将雅各宾派推向了与自由主义和宪法改革完全不同的政策改革进程中。
这一时期除了对大革命的主流叙事调整以外，学界也开始关注更为细节的子议题，比如人物的研究、大革命的具体派别研究、事件研究与地区研究等，各领域都出版具有极高水准的著作。
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大革命问题研究也有学术转向。对大革命的研究，苏联学界在1988年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展现苏联史学界对大革命问题的新认知与新研究。具体来说，苏联这一时期的大革命研究认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认为单一的线性逻辑关系越来越站不住脚，将大革命的某一党派强行与某些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只是对问题的粗暴处理，并无益于更好理解大革命中的党派与国民关系，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独立性比平时更大”。另一方面，苏联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放弃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解，一定程度上修正资产阶级领导大革命的表述，这方面主要是保守主义研究的态度转向以及去政治化的趋势，例如对待雅各宾派的态度以及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使用偏向。最后，苏联人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重视社会、群体心理对大革命政治实践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抛弃单一线性经济-社会因果关系链。
这段时间，新文化史运动也改变大革命的解读与重构方式，为理解大革命提供一些较新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推进对大革命的讨论。汉普森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罗伯特·达恩顿的《旧制度的地下文学》与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都是这方面非常优秀的著作，他们力图告别全面的大革命研究理论解释，从社会层面的某种角度来解释大革命。林·亨特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作采用独特视角的方法论，他深受新文化史旗手娜塔莉的影响，从微观处入手，以家庭、符号、节庆仪式等较小元素，考察大革命对法国社会及其历史变迁的影响。在《想象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人群的描述》中，杰克·森瑟与林·亨特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主体人民向人群的过渡，这一细化很明显使用了社会学方法来解释大革命。乔治·路德对大革命的群体也有关注，其在《法国大革命的人群》中讨论了革命人群的多样性。可以看出，将革命者、资产阶级、无裤套汉和妇女进行分别考察，并分析几个群体的互动，这一种分析模式能够解释大革命各个社会群体的交互对大革命的推动作用。这一种互动模型较之机械简单的阶级分析论更加细腻且具有说服力。
女权主义与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形象同样被学者们所关注。《女权主义、妇女与法国大革命》细微描述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形象。文章富有特色地选择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德法尔格夫人作为切入点，引出了女性在大革命中的被动形象。尽管女性在断头台旁欢呼庆祝，但是所有的动作都由男性完成。当然，这并不只是唯一的女性肖像，文章指出1789年10月5日凡尔赛宫的亚马逊女战士手持长矛、短棍进军。女性向凡尔赛宫进发的形象构建了大革命女性的第二形象。
罗杰·夏蒂埃是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佼佼者，他吸收对年鉴学派的批判以及英美学界的成果，从心态史角度构建了大革命时期文化因素与大革命的联系。大卫在1991年发表论文《大革命的起源与经济危机》，对大革命的起源问题给出一个较为左派的观点，但不同的是，他运用了鲜活的数据与图表，佐证经济基础的变动对社会结构调整变动的联动，其观点属于主义马克思的理论，但方法是较为新颖的社会科学范式。在方法论上，罗杰·夏蒂埃有了较大的推动。
当然朴素的阶级分析方法并非完全丧失了市场。乔治·路德在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中对大革命的起源进行了讨论，文章中再次重申其观点，认为大革命的爆发必然是一种阶级性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并非由启蒙哲人、律师和共济会所密谋推动。其表达了对“三次革命说”的反对，认为将大革命视为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人民革命的递进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将大众群体的力量与介入放置在了次要的地位，这一种解释很难说明群众运动的意义。但这一论述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作为整体的“群众”是一种极其模糊的概念，而无法动态的表现“群众”内部的结构和概念的边界。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在技术上走的更远，将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前 沿技术应用于大革命研究。例如，文章《激进改革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作为变量，研究外部激进的革命对经济的影响，将研究对象局限于被占领的德国领土，以年为单位设定时间序列，观测这一区域的城市化率，同时使用有关整个德国政治体制的数据，研究法国入侵对德国体制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显示出机构改革与法国入侵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这一方法深受实证主义与技术影响，基本反映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数百年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几个世纪的时代性，早期思想家往往还生活在大革命的时代，革命对社会的冲击以及革命的情绪在学者的著作中历历在目。个人意志同公共意志的结合与不间断镜像究竟是否可能，严酷的民主与霍布斯主义的争论构建了这一时期的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大革命的研究再次同现实政治产生了关联。“俄罗斯热月”的争论在当时苏俄党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大革命的讨论在东欧带有了明显的身份识别功能。在西欧，革命的浪潮逐渐褪去，对于大革命这一话题的讨论逐渐深化到了社会与经济因素，以一种长时段、多层级的视角来切入大革命。上个世纪末，技术手段与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手段不断得到丰富，这使得议题以及方法都非常丰富。总体来说，大革命的研究议题逐渐由大变小，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以及政治理论探讨深挖到经济、社会、文化等中微观领域，在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大革命的经典论述基本都遭到了挑战。这一政治事件逐渐多层次、多角度、碎片化的被再次重构，并与学者们的时代产生共鸣。
(二)中国的大革命研究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大革命研究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如今依然与法国、英国、美国学者同行有较大差距，但在追赶和学习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具有东方文化与思想特色的见解。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北京大学张芝联做了中国在1889年至1989年100年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综述。浙江大学楼均信于2003年发表的《50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浙江大学吕一民的《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基于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历程的认识》回顾了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大革命研究新发展。这些都是了解中国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术史脉络的研究性文献。
总体而言，中国对大革命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段：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期间、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后，我国的研究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但长时段依然有些共同点。依照张芝联的说法有三点，一是起步晚，二是译著多，三是现实主义视角。这三个特点尤以文革前突出，文革结束后这一议题的学术化与学理化程度加深，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相对有所改观。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加入了这场跨越数个世纪的议题讨论，并展现出可喜的推进，其中浙江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所学术重镇的表现尤为出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讨论中我们依然是后来者，与国际同行的差距仍然存在。随着中国学术界对这一话题的重视，并吸引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并熟练多国语言的青年学者参与，开始缩小差距。
1. 改革开放前的大革命叙事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00多年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这一革命对于世界的意义，中国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清廷上层对这一事件有所耳闻，但并未深入挖掘这一事件的实际意义。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但更多是偏向于学习英国甚至瑞士，对于法国大革命充斥“无端冷落”。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向光绪呈交《法兰西革命记》，以早期右派叙事的立场将大革命描绘成人间炼狱，以此敦促改革。这一时期，当时主流的立场与认识限制了中国开明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然他们逐渐认识到大革命中所倡导之民权应为时代潮流，但对大革命以及大革命所反对的旧制度仍缺乏深入认识。
到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已就政体问题进行激烈的论战。在这一过程中，大革命逐渐开始为人所知，且左派叙事力量逐渐加强。这一转向同样与革命党对清廷合法性的挑战和中国革命力量高涨息息相关。此时，来自日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有三部，即涩江保的《法国革命史》、中江兆民的《革命前法朗西二世纪事》与奥田竹松的《法兰西革命史》。同时，革命派力量为了有效构建革命的合法性，从大革命与启蒙运动中寻求积极的理论支持。张于英编撰《辛亥革命书证》，有数篇文章介绍大革命，包括介绍启蒙哲人思想的《卢梭魂》《路索民约论》，也翻译了法国革命相关的数篇文献。
从北伐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关于大革命的研究继续沿袭之前的发展特点，主要以介绍与译著为主，未能深入参与这一世界性议题的探讨。国共对峙时期陆续翻译并引入玛德琳与布鲁斯的《法国革命史》、考茨基的《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与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三年内战，又陆续翻译了戈特肖克的《法国革命时代》与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建国后，学者主要学习借鉴苏联的研究成果，少量引入西方的著作，比如苏联模式的研究成果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卢金的《罗伯斯庇尔》、法国左派叙事核心人物索布尔的《法国革命》、法国右派叙事历史学家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历史学家卢德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除了译著之外，这一时期国内只有两本关于大革命的自撰著作，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曹绍廉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书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左派叙事定位，将大革命旗帜鲜明地定义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2. 改革开放到1989年的大革命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大革命研究有了一些新变化、新发展。西方修正叙事与新文化叙事的影响、国外学者的讲学与国内学者出访机会，让中国的大革命研究与西方有了交流的可能，这种交流在议题与方法论上给国内学者提供新的思路，比如高毅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明显受林恩·亨特的文化史影响。但同时，传统的议题与叙事逻辑在国内依旧有市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大革命著名政治活动家》、陈崇武的《罗伯斯庇尔评传》与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是国内这一时期人物研究中具有水准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王养冲与王令愉的《法国大革命史》与刘宗绪的《改变世界历史的 25 年--法国大革命探新》，这两本著作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从传统政治史以外的视角来解构大革命，在方法论上带来了新意。
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是大革命研究部的辉煌与转折年。198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于上海复旦大学举办“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谈论会”，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关于大革命研究最有份量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反映出我国到1989年的大革命研究特点。章开沅的《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与王敏华的《法国革命与中国——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很好的反映了这一实用主义特点。两篇文章回顾了大革命这一事件对于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及晚清以来政治的变动对大革命研究的立场影响，特别是重大政治事件与法国大革命研究的互动。另一方面，大革命的研究展现百花齐放的姿态，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减少了许多外部现实的干扰，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更为自由的立场来探讨法国大革命问题，在热月革命问题、罗伯斯庇尔研究、丹东研究与人权宣言研究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多样性特点也一直延续至今。89年后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得益于中国拥抱全球化。此时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与较高学术水准的学者，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微观，基本告别了宏大叙事与整体立场，呈现视角的有机性，关注内容更加多样，转向对人物研究、社会文化、旧制度研究等方向的深度挖掘，对大革命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影响与互相解构出现一些理论化梳理与推进。
在人物研究上，托克维尔、西耶斯与约瑟夫·德·梅斯特等人的思想研究有一定新成果。在托克维尔研究上，崇明的《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自由革命的专制命运：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是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具有较高水准的论著；在西耶斯研究中，乐启良的《西耶斯对卢梭的隐匿批判——论西耶斯的主权理论》与《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约瑟夫·德·梅斯特研究中，北京大学施展的博士论文《神秘与凡俗之张力下的政治》与华东师大张智的博士论文《约瑟夫·德·梅斯特反启蒙思想中的野蛮与文明》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社会风俗与文化研究中，汤晓燕的《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趋势及存在的问题》《法国旧制度晚期奢侈论争中的等级、性别》与《政治、易装、性别与权力——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亚马逊女战士”服饰》利用新文化史的资源与手法，构建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特别是大革命背景下的女性处境。其中，《政治、易装、性别与权力——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亚马逊女战士”服饰》以大革命中女性服饰诉求作为切入点，将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与性别对抗，与女权主义相结合来探求革命场景下的弱势群体平权运动，展现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在旧制度研究中，张弛的《法国绝对君主制研究路径及其转向》回顾法国绝对主义研究的两种主流视角，国家中心论与社会合作论的发展与对抗，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语境下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张弛认为，这一问题既要考虑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也要关注社会与国家的联系。庞冠群的《从绝对主义理论看法国旧制度末年君主制改革的困境》以18世纪莫普的改革作为切入点，展现专制主义的内在张力，即表现绝对王权的局限，又表现绝对王权的绝对，以此说明旧制度末期改革的困境。
可以看到，受到近年来西方大革命研究的影响，中国大革命研究的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的方法运用也越加成熟了，其研究方法和关注议题同国际同行基本趋同，具有着国际水准。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三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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