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孔力飞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翻译。
现代化，是现代国家矢志不渝的追求，然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却截然不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结果都不尽相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历程。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就是来自美国学者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现代国家意识觉醒与建构的过程。
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孔力飞认为，毫无疑问，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要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
孔力飞想要论证的是，这些政治家们涉及中国内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ional agenda）——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在这里，所谓的“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的“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19世纪初期的“根本性议程”，虽然是以适合于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其底蕴结构却将它以后各个时代的相关议程联系起来。
孔力飞认为，在清末，有关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存在着三个紧迫问题，分别是：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在作者看来，这一在现代中国带有根本性质的议程并非仅仅产生于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
如孔力飞的另一本著作《叫魂》一样，18世纪末期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悲剧的祸根。孔力飞认为，18世纪90年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然而，种种趋势的汇集却导致了大清帝国——也许导致了中国帝制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难。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长期性变化，它使得一部分文人精英人士开始认识到，危险之所在，是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后来，表现起始于鸦片战争及20世纪上半叶持续的西方侵略。
然而，在孔力飞看来，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而这场讨论的背景，同样发生于18世纪末的乾隆末期，1795年10月，年已84岁的乾隆皇帝宣布禅退，“让位于”嘉庆皇帝。在孔力飞看来，乾隆皇帝传给嘉庆的并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连串的“麻烦”。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恰好就是在这乾隆盛世中酝酿而成的。
造成危机的深层次危机，在于“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所以，一些偶然性的现象（如某一官员的腐败、某一地方的水患等），就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一些过去看来是地方性的现象（如吏治的不良），则也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孔力飞认为，在中国现代性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关键性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他这样总结：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
于是，在18世纪，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把那个试图统治它的政治体制远远地抛在身后。这点，对于生活在帝制晚期的中国人来说，这已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涉及到了他们日常生活和家族的生存。极而言之，这还威胁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并因而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清朝这个高度集权的行政系统，看似具有高度的纪律和效率，但却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它的效率在上层比下层高得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紧密的设计，但他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尤其是，在清王朝中期开始，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孔力飞期望的是，跳出“中国就是中国”的传统看法，历史传统虽然造就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中国性质”（Chineseness）的宿命——似乎“内在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国永远是中国”。他认为，这样的循环论证，不会让我们得到关于历史的有意义的认识。
最为关键的是，要有这样一种认识：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这本书，不仅是探索“中国的现代性根源”，也在于探索“中国的传统性中断”，无论于历史还是当前，都能带来一定的启发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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