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菊红：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１］１５２。毫无疑问，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主要被理解为西方现代性的流传、扩展与传播［１］１。通常人们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尽管使全球不同社会和不同地域之间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连接，构成了全球性的网络。这种全球化过程一方面造成世界相互依赖，成为一体；另一方面，又使地方文化和认同日益增强。也就是说，现代性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１］１５５。弗里德曼（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也说：“族群的与文化的分裂和现代主义的同质化不是对今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两种观点、两种正相对的看法，而是构成全球现实的两个基本趋向。”［２］１５２人类学家更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看到，文化并未出现全球同质化的模式，而是令人惊异地走向强调地方性和异质性。也就是地方主体在面对全球流动的图像、物品、人和货币时，所表现出来的发明能力（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创造力（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造就了全球文化的“克里奥化”（ｃｒｅ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在地方遭遇全球化的时候，地方也在不断发明各种传统彰显着地方认同和自我身份，形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单一性的矛盾统一体，也即形成了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所说的“多文化的文化”（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的全球社会文化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时出现的，后者是在本土文化自主性的名义下对前者的回应［３］１０２。这一方面是非西方文化对全球化的对抗，无论是对现代化抱有热切的渴望，还是由于现代化对地方文化的同化，从而对现代化抱有戒心和敌意，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外来文化的地方化，以及外来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尤其是当今大众消费（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所引发的人们对于异域风情和异族文化的消费，以及人们日益浓厚的怀旧情节［４］２２３，追寻自己逝去的“淳朴的”“宁静的”生活，催生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成为展示的商品，这种文化商品必须具有独特的异质性，才能有吸引力。因而为了迎合消费者，人们不断创造和发明自己的“传统文化”，刻意彰显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这也必然造成全球化与地方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与地方性认同密切相关。弗里德曼在讨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时候，认为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运动都是消费，而这种消费是一种身份认同与界定——无论这种认同与界定是在旅游观光业中为了他人而成为自己，还是发展了自己的自我文化意识，为自己而成为自己。他将“文化的”一词等同于“特殊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他认为文化的不同决定着身份的不同，消费的产品、从事的活动和生活风格的不同，是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的重要标志［２］１５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