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社交媒体使用频度最高的一类词汇是现代性及其衍生词，这是一场持久的现代思想操练，对它的研究、分析、批判与战略建构成为时代的聚焦点。这一状况的出现，源于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人类生存与未来的追求。
西方世界颠覆现代性的浪潮，首先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冲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卡特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美国民主实际上已经全然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民主再也不是一种现实；美国下任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指责这个国家糟糕透顶，在迅速衰落。美国梦已经破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很形象地说，看来，现代主义只能为企业和国家的权力建立纪念碑，或者为作为各种自我指涉之神话的“美国梦”建立纪念碑。其次就是与西方对立的、试图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性社会努力的失败，似乎使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失序的状态。加之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出现，更是推波助澜，把现代性推向了深渊。
对现代性的讨伐和废弃与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情势。这种理解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现代性本身，还是人类对它的误读，抑或是错误的实践？在我们看来，这种混乱主要还是在理论认识上出了偏差，真实的情况是，现代性的价值理念似乎还没有深入人心，就宣告了它的失败或死亡。
在形形色色的终结现代性的各种思想中，学界基本秉持了一种否定性的思维范式。其一是认为现代性的工业化生产是缺乏人性的，它带来的是“劳动异化”，越来越体现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意志，而不是人类的意志、大众的意志，甚至达到一种自我的摧残。其二是断定现代性是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现代性社会建设的本义是要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实际上，平等好像离现实的人越来越远，现实的人越来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各种拜物教泛滥起来，人与人之间已经不是博爱的关系，而是金钱、商品、甚至资本的关系。其三是现代性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走向了极端民族主义。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已经进入现代性社会的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也是巨大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其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
上述学界对现代性的多角度批判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起到了新启蒙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人们在批判的过程中，把现代性建设不得不赖以存在的根基即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同它本身的价值诉求混为一谈，把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缺陷统统归于现代性自身。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原本还基本能适应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显现出来，于是，在那些制度中再也体现不出它的美好愿景，不可能实现它的初衷，而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建设良好运行的现代性社会，必须寻求新的方向，必须探寻新的社会制度。
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现代性社会，不能停留在对它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真正理解和正确认识它，这样才能做到行之有效的科学实践。在我们看来，现代性问题、现代化问题、现代国家问题，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源自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启蒙的结果和启蒙思想的践行。因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于近代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它不止影响了某个国家、民族，而是影响了整个人类。它的思想、观念不止是某个民族、国家在践行，而是整个人类在践行。因此，重申和深化现代性的价值诉求刻不容缓。
新的现代性建设首先需要改变我们关于自然本性的理解和驾驭。在今天的科学认识中，我们不能再使自然的独立性永远地远离人的主体意识，因为今天人类对于自然的理智认识，对于实践有着巨大的能力。按照现代性思想意识的转变，更需要把对象世界看做是有机的世界，把自然看做是有机的自然，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有机构成部分。我们更愿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人工的自然世界来看待对象，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新的现代性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善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之路。善治的政治即是和谐的政治，能够正确处理个人与统一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的尊重是现代性社会的起点，即人的权利。从洛克和霍布斯开始，就已经在讲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性，但决不能让个人的至高无上性达到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随着个人意识向个人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抵制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凸显了其价值意义。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必然是既尊重个人又尊重群体的社会，是个人与群体的统一，它不仅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社会，而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愈来愈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有尊严地自由自在地存在，而不是极端的以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利益的存在。
现代性社会需要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上，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践表明，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只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各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事实上，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在全球范围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更会为现代性的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和可资升华的理论基础。同时，新技术、新工业、新制造业的兴起，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望获得更快的增长，将为社会变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代性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必然来自于未来美好社会主义的预设，来自于新技术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发展可能性中，来自于人类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正确处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王海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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