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性命如树，意识亦然。人们的错误在于只承认生长在地面上的树身而不承认或忽视树下面的树根及其健康状态；在欢欣于叶茂叶时而不愿思考根深的培基。出了问题就要创出把“见不得人的事”拿出来“晒一晒”，这种把下意识拉到意识中“游街”的结果，是连同树身即人的生命也同归于尽。卢梭回忆他青年时说：“当时我是的”，他与许多后来很有成就的人年轻时一样，也可能做过遑论想过一些在意识中不被认可的“卑鄙龌龊”的事，如果这些事在当时也被拿出来“晒晒”，这个人很可能就被毁了。而毁掉卢梭这样的思想家，那才是人类的悲哀。为此，卢梭写了部《忏悔录》，他以自己为解剖对象，告诉人们他自己“坏”的一面。他写道：
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如此“卑鄙龌龊”的人，怎么能成为法国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卢梭说人们将他的成长历程，他提议：
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了照顾我身后的名声，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未被敌人歪曲的性格的唯一可靠记载。
促使卢梭对包括无意识特别是其中的性意识进行思考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崇高名义遮护着的人性中的无意识中恶的部分排山倒海地释放出来，口号提得越高，革命者无意识中的堕性的部分释放越大，这时对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的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以致“水至清则无鱼”，以致最终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由拿破仑·波拿巴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正因此，卢梭将“人的研究”看作是“无疑尚有待于创建”一门科学。
卢梭说的现象，在中国历次大革命和运动中也若影若现。如果我们能从其中发现出与法国大革命中相通的一些规律，这对于未来中国的进步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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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卢梭著，黎星译：《忏悔录》（第1部第1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2[] ［法］卢梭著，黎星译：《忏悔录》（第1部第1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3] ［法］卢梭著，黎星译：《忏悔录·序》（第1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4]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宣布新宪法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转引自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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