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的伦理行为

我们的选择、决策与行为都充斥着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是有迹可循、可以预测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常用的一个例子便是：假如单订一份报纸的电子版需要50元、单订印刷版需要98元，人们便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个选项；假如单订电子版需要50元、单订印刷版需要98元、合订电子版和印刷版同样需要98元时，选择合订的人将会大量增加，并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艾瑞里试图证明，“非理性”作为另一种理性呈现样态，可以被预测或被掌控，在某种程度上深度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

西方伦理学的传统中，“理性”（纵使含义有异）占据统治地位。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理性是区分人与动植物的根本原因，好人或优秀的人便是那些理性卓越的人。柏拉图更是认为，非理性不仅应该是且一定是理性的奴隶。康德伦理学则强调人的理性能够为自我立法，只有通过遵守理性所确立的道德法则，自由或善良的意志才能得以彰显。于是，义务成为伦理行为的唯一合理性源泉，出于情感的行为仅仅在形式上与之相符，而非真正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

毫无疑问，理性文明或理性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有助于人类摆脱懵懂与愚昧，更有效地处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它为人类治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完成了理性人优先于自然与宗教的现代性的范式转换。但过度强调理性，亦带来了一定的疑惑或困扰，尤其在分析人类的伦理行为时。

首先，道德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将伦理知识理解为一种先验知识或永恒真理。善恶不因主体差异而有所改变，它们存在于人类有限的经验之外，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与普遍性，而恶行则是主体知识或智识不充分的结果。由于知识基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因此他们通常会否认道德冲突的存在，并假定道德生活与幸福生活在逻辑上不可能发生矛盾。于是，在面对安提戈涅式的悲剧时，理性主义的解释便显得过于简单、自信与乐观，忽视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

其次，道德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将伦理行为视为理性思辨与选择的结果。即只有经过理性慎思，伦理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只要经过理性慎思，人们皆会选择向善的伦理行为。“理性慎思”多被视为康德式伦理学的主要特点，人们对此已提出许多质疑。休谟曾极端地说道，“我宁愿毁灭世界也不愿划伤自己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在他看来，感性而非理性才是决定人们伦理行为的真正因素，任何理性决策背后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感性原因。而伯纳德·威廉姆斯在区分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之后，也修正并完善了“准休谟式的模型”，认为人的主观动机不仅包括休谟所指的情感或欲望，而且还包括个人的“价值倾向、情感反应模式、个人忠诚以及各种规划”等。同样，迈克尔·斯托克也指出，假如一个人处于极度沮丧的时刻，他也没有理由去做一件大公无私的道德行为。

最后，道德理性主义倾向于追求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忽略血缘、角色等特殊人际关系所影响的伦理抉择。就此而言，当代一些美德伦理学学者认为，要求“不偏不倚”地对待个人与他人、“我”与“他”，其实是以一种不切实际的方式，对人们提出了一种过分严厉的要求，此其一。再者，如麦金泰尔所言，我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脱离一定语境的道德法则和道德术语，将变得支离破碎、难以理解。事实则是，绝不可能存在独立于文化与习俗共同体的道德自我，也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比如，近年来，安乐哲等学者提出的“角色伦理”，同样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反驳或指出了追逐普遍道德法则的不现实或不合理之处。

以上对道德理性主义的描述及反思虽然不够全面，但我们依然能看到理性主义者的确会简单甚至错误地解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出了一些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如：我们究竟该如何安置非理性的伦理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一定是二元对立的两极？如前述，理性是人类智识的结晶，是人类共同体得以构建与发展的前提与支柱。由于非理性是随意且具有破坏性的，因此人类必须要通过理性构建法则规约彼此的行为，并在人与人之间达成相对连贯的共识。但是，除了随意性和破坏性之外，非理性的伦理行为同样具有感染力与号召性。假如有人看见他人遇难，便不假思索前去营救，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岂不更令人感叹、令人感动，更能体现出人性的光辉！

总之，理性与非理性的伦理行为在人类复杂的道德生活中都占有重要一席，与其将“理性”与“非理性”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不如将其视为比翼双飞的伴侣。或许，有些看似理性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层的非理性因素；或许，有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却暗含着主体长期的理性思考与抉择。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