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视角理解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内涵之一:生态文化成为突出内核。“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的珍惜自然,更加积极的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一新概念时的完整表达。这一表达深层的内涵是,生态文明新时代不可忽略的内在核心应是生态文化,即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使命内化为建设者的价值追求,外化为建设者的自觉行动。

内涵之二:理念与行动的交融成为显著特质。生态文明作为理念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选择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国际、国内反思非理性发展而取向于理性发展的成果。而我国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是在2007年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就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之后五年党的十八大上随着科学发展观由重大战略思想上升为指导思想,全面小康由“建设”到“建成”要求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便被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同时既明确了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具象目标,又强调了在其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正是基于对生态文明越来越清晰的这种既是理念又是行动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论断。这一新论断无疑地内涵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结论,那便是理念与行动的交融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内在特质。

内涵之三:多元文明共进成为重要特征。生态文明在从理念到行动、尤其到今天理念与行动交融的探索过程中,无疑经过了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和行动上的不断到位过程,其间需突破若干认识上的局限和行动上的偏差,而其中一个基于生态文明阶段论认识的局限而产生追寻单一生态行动目标的偏差,相当一段时期成为远未完成工业文明阶段任务的欠发达地区走生态文明道路的目标困境。而反思基于生态文明阶段论认识的局限而带来的认识误区,认为生态文明必须取代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迈开工业文明阶段,显然陷入了唯阶段论的困境。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社会。历史上,工业文明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农业文明,相反是提升了农业的文明程度。今天提出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替代以前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而是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工业和农业的文明程度。这在十八大明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今天,这种多元文明共进的指向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