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理与现实的双维度求解

报告文学，作为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文体，在社会生活中日趋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这个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休戚相关的文体的研究，正引起一部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丁晓原教授凭借学者特有的学术敏感，以一颗执著的探求未知的心灵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责任感，将中国报告文学作为自己主要的学术研究对象，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部《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一个集结，其学理上的卓越建树与对报告文学创作现场的热切关怀均令阅读者多有收获。

全书鲜明地划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从生态文化视角下俯瞰中国报告文学的百年流变历程；下部分展现作者对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现场的鲜明记忆。两位部分内容如果从叙述的表层看来，结构或话语方式不尽相同，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上部作为完整的论著，有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学理规范在其中；下部则以真实的阅读感受为主，形式比较自由多变。但是，在通读全书之后，可以发现两部分内容并无抵牾之处，而是很好地统摄在一个大的逻辑背景之下，即“文化生态视镜”，作者的整个立论就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他在文化生态视镜下观照报告文学的生成与圆熟进程，正如后记中所言“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之间这种密合的双向关联性，使我们有可能寻得观照报告文学既得体又有效的一种路径。”这样，势必打破了文学史惯常的写作路径，将报告文学研究放置进“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场域中，将经济、政治、人文思考、社会生活、传媒受众等等诸多与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能够产生互动、彼此依存的因素(即“文化生态”)做了全方位的考察。

丁晓原教授作为学院研究者，非常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学理探究，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话语方式也充满学术理性，显示出深刻的人文主义思考。他对中国报告文学近百年来发生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有效梳理：从近代文化转型、写实文学观的确立，来阐述报告文学在新闻文化、政治文化裹挟下如何确立了自身的文体地位；又如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文化策略的强力推动下崛起，由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强势政治文化制导下的嬗变，在八十年代现代文化影响下全方位的觉醒，以及在九十年代边缘化语境下立场的转化和文体的退化。在充分考证确凿史料的基础上，作者的研究视角始终关注着影响报告文学的内外因素，始终关注它文体的独立性，既有对宏观文化形态的分析，又有对报告文学内部微观结构的探查，包括一些重要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了公允恰切的判断，如对《包身工》等重要标志性文本的分析就非常精当。但是，作者没有流于一般史论的评判，而是能够深入报告文学的内部，寻求它的精神实质，将“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一基本立场贯穿于研究中间，认为“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将报告文学写作与作家主体精神间的血肉联系真实地凸现出来。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人格操守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势必呈现出差异，主体意识的自觉对文体变异及文体转型有着重大意义，也作为报告文学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全书在结构过程中亦体现了深刻的反思精神，其实也可视为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特有的职业道德感的体现，如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生态变异背景下，主体思想的贫乏所致的文体退化的思考，在思索中产生的忧虑均显示出带有学术理性的责任感。

本书引人关注的亮点还存在于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现场的热切介入。学院研究如果不进入当下动态的鲜活的文学实践，其生命力必然不旺。作者对晚近报告文学现场的关注，无论是与学友的对话观察，还是对年度报告文学的印象点评，或对热点问题的争鸣都能将已有的理论储备付诸现实的文学思考。如对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争议的思辨，对晚近报告文学的脉象透视：包括对作家群体的关注、对文本的深入分析探讨、对理论批评的反思等都做得非常详尽。

整个叙述彰显着作者的个人风格：沉稳、睿智又富于学术激情、责任感忧患意识加上知识者深刻的自我审视。话语的自由、生动、活泼，使得文字有很强的可读性，避免了理论著作话语表述方式上的枯燥感。如果研究者更能兼顾学术体系的统一性原则，更注重对研究话语形式进行一体化处理，则可使全篇的叙述更臻于完满。报告文学是一种多边的特异文体，这一文体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特异多少更具有难度，学界对它的关注并不充分。《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以对学理与现实的双维度求解，给报告文学研究带来了一份创新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