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危机爆发后的深度调整阶段，总体需求持续不振，严重制约着全球实体经济的恢复发展，国际贸易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同期世界GDP平均增速。同时，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重振制造业。新工业革命以及发达国家的战略举措，将全球工业发展带入了4.0时代，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改变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方式，全球价值链上的资源整合与要素配置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在科技创新活跃和贸易增长减速的双重刺激下，全球价值链进入重塑调整期。
全球价值链的创新趋势
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随着发达国家对实体经济新一轮密集投入的效果初步显现，深度学习（DL）、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VR）、可穿戴装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这些最前沿的领域在技术和硬件层面兼容互通，大都以大数据等超强计算功能以及高性能传感器等智能硬件为技术支撑，集中体现了科技创新的群体性突破。同时，新兴科技与应用层面结合更加紧密，产业化周期缩短，带动商业模式重构和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为显著。
数据成为全球价值链上配置的重要资源。大数据时代，谁掌握了优质的数据资产，谁就更有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目前，谷歌、脸谱、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均已储备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并正在加快数据资产化进程。这些企业凭借数据资产优势，将会分流甚至部分取代IBM等传统领军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进而改变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战略性及其增值率。为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传统跨国公司纷纷酝酿新一轮转型。如IBM已着手放弃曾为其带来丰厚收益的全球业务咨询和技术服务两大业务板块，而专注于认知解决方案和云平台，以确保未来20—25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领导地位。
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开启纵向整合。随着互联网公司不断向上游渗透，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型制造等领域的竞争，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充分利用在产业下游收集的客户和消费者偏好信息，将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进而带动了行业的深度整合。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链条式的分工深化，以及由大规模外包支撑的网络状一体化分工体系，当今新兴产业的分工触角进一步向企业内部伸展。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兴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尚未发育完全，产业链延展及分工仍带有碎片化的局限。因此，这种“合工”式的纵向整合，能否成为国际分工不可逆转的方向，或仅仅是新兴产业全球竞争的阶段性表现，尚有待观察，但这一趋势对全球高端科技要素配置的影响不可忽视。在新工业革命下，中国依靠比较优势确立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规模优势有可能被进一步削弱，拉大在尖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全球价值链的分化趋势
发达国家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布局工业4.0时代的国家竞争。对于美国而言，部分制造业环节虽出现回流，但在中间品和终端产品的制造环节，美国仍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倚仗海外市场。从这一角度来看，以保障美国知识产权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动机的TPP，对美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获得安全、稳定、低成本、可持续且符合美国国内法规要求的配套具有重要意义，将会巩固提升美国企业在未来大数据、高端传感器、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治理能力。德国的强势领域集中在高端装备和机器人，其率先推出工业4.0的目的，在于掌控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工业4.0时代的国际竞争形势，同样激发了日本强烈的紧迫感。日本确立了以机器人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医疗、护理、农业、交通等领域结构变革的战略导向。尽管重点领域和政策工具存在差别，但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强化优势，弥补短板，占领工业4.0时代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有待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新一轮科技研发、产业创新、贸易规则重构中，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所拉大。20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所上升。然而，近年来结构性瓶颈和周期性矛盾共同考验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转型迟缓、系统性风险增大，导致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利己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其开放进程一再受挫。而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短期内很难找到对接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点位，新“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
推动包容性全球价值链重构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势，现行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暴露出了其固有的局限性。在WTO谈判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相继推出了TPP、TTIP等一批高标准、高层级的区域贸易协定，试图为未来全球治理“立新规”。新型区域一体化协议通过吸纳一些发展中成员加入以增强其多元化，以期获得更广泛的号召力。这无疑对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构成了现实的压力。虽然有助于倒逼WTO加快改革，但这些新型一体化安排，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WTO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其较高的技术和法规门槛，有可能将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影响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进而对亚太等地区的区域价值链及其可延展性造成一定损害。
重振全球贸易，恢复世界经济活力和秩序，需要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作支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拓展全球治理议题、完善国际协调机制等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的G20峰会由中国主办。中国政府高度重视G20杭州峰会的议题设置，着力实现阶段性突破。目前杭州峰会确立的“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峰会重点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其中，在贸易和投资议题方面，G20杭州峰会将进一步推动G20安塔利亚峰会有关“包容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不断凝聚成员共识，加快构建协调、包容的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
建立协调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是重构国际贸易规则长期而重要的目标之一。从微观主体层面来看，新型全球价值链应包容、接受企业之间规模、技术水平、所有制结构存在的差异，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接入全球价值链公平而开放的通道，扫除各类市场主体开展贸易投资的壁垒，有效保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合理分工收益，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而形成充分竞争、信息畅通的价值链微观生态。在产业层面，需要推行更加开放、包容的理念。一方面要理解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发育的客观规律，尊重保护新兴领域领军企业研发创新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要为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创造有益的制度条件。在全球价值链宏观治理层面，要坚定维护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快贸易和投资规则创新，完善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不断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协调性和包容度。
从拉美、非洲部分国家对外开放“开倒车”到英国公投“脱欧”，当前全球化进程遭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创新贸易规则、改善全球价值链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为此，要以当好G20峰会东道主为契机，全面分析研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厘清大国战略的关键诉求，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促使中国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转变，推动世界经济迈向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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