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论辩逻辑。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和《辩谬篇》中以论辩术为研究对象或主题，通过研究论辩推理的规律、原则及方法，细致剖析了虚假推理的种种错误及其根源，并总结和归纳了语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了获得正确推理和检验的方法。正是出于对诡辩的批判，拓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想，发展了非形式逻辑的理论。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都是有关论证的研究，其区别在于形式逻辑是基于语义和语形的研究而非形式逻辑是基于语用的研究，或者说形式逻辑是对人工语言的论证，非形式逻辑关注的是自然语言的论证。
一直以来，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贡献以及他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人们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中到底多少非形式逻辑的内容并未形成统一看法。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应该是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理论的集合，二者都是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成果，都为后来逻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斯坦福百科全书》的观点认为，谬误理论、修辞学与论辩术正是非形式逻辑的三大理论来源。这三方面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均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中的非形式逻辑思想进行总结研究，对从历史角度更好地理解非形式逻辑理论会有所帮助。
在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中，谬误被定义为“虚妄的反驳”或“诡辩的反驳”。一般来说，形式谬误对应于各种推论式，有一种有效的推论式就有一种相对应的不和这种推论式规范而产生的无效论证，通过检查论证逻辑、形式或结构就可以识别出来。非形式谬误是有关内容和实质的谬误，它通常与感情、态度、信念等心理因素以及日常语言表达功能的多样性等因素有关。因为其不出现在推理论证的逻辑形式结构中，所以只能借助分析内容和语境将其识别出来。
非形式谬误一般分为相关谬误、歧义谬误、论据不足谬误等类型。
相关谬误是论证的论据与论题在心理上相关，而不是在逻辑上相关。因为正确的论证应该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不应该仰仗于情绪、情感、态度等因素，它只能诉诸于事实与真理。在相关谬误中，人们往往利用语言传递的感情刺激人们心理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别人对自己论题的判断。因为人作为一种有感情的动物，在审视评价一种论证的时候难免不自觉地受到感情的左右和支配，而以感情代替逻辑与理性，就会犯下相关谬误的错误。
歧义性谬误的根结在于人类思维的表达工具——语言。具有歧义性的语言则会导致各种歧义性谬误。具体来说，歧义性谬误包含语词歧义的谬误、构型歧义的谬误、强调的谬误、断章取义的谬误、含混笼统的谬误、非黑即白的谬误、稻草人的谬误、合成的谬误、分解的谬误、复杂问句的谬误等。
论据不足谬误是指论证缺乏足够充分地正确论据支持而导致论题不能成立的错误论证。在一个正确的论证中，充足理由律要求论据必须真实而充足，而论据不足谬误正是违反了这一原则。它主要表现为虚假理由、预期理由、片面真理、自相矛盾以及平均数的论证和样本太少的论证等形式。
逻辑的产生与演变离不开语言层面的发展。公元前5 世纪，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给予公民了充分地演说自由，通过出色的演说公民可以获得权利，出人头地。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催生出来的并非是逻辑学，而是与之关系密切的修辞学。
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古希腊时期，由于集成了前辈们的遗产很多学者都在修辞学方面已经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使修辞学达到了现在日臻完善的地步”，“这门学问已具有大量丰富内容”，智者学派的伊索格拉底与德摩斯提尼就主张把修辞术发展为创造性的技艺，反对把修辞术运用于诡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修辞学的蓬勃发展从语言学角度为逻辑学的创立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促使了亚里士多德非形式逻辑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方面的重要革新就是将逻辑推理引入到修辞学当中，使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在他看来，修辞学和作为论辩推理的辩证法或论辩术是紧密结合的，“两者都是提供了论证的能力”，从某些角度，修辞学也是论辩术的一个分支。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了 28 种“证明式修辞推论”，这些与非形式逻辑的似真推理十分相似，可以说是论辩术的有效补充。似真推理是莱斯彻提出的一种既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概率) 推理的第三种推理，是一种日常论证中常用的、根据不完全的前提进行的可修正、可废止的推理。
一直以来，主流的逻辑学认为有关亚里士多德论辩理论的《论题篇》、《辩谬篇》以及《修辞学》等著作是亚里士多德早期的作品，并不是其成熟逻辑的代表，只是一些琐碎的论辩技巧，不能造就科学知识和研探究事物的真理和本质，其水平远低于《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中成熟的逻辑理论。但是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与发展再次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理论拉回了逻辑的学术殿堂。不仅如此，语用论辩理论也开始注意亚里士多德论辩的论证成分和评价理论。由此可见，论辩术在日常论证中还是有着充分的价值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论辩术的价值所在就是论辩推理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将推理分为四种：1、证明的推理，对这部分推理的论述最终形成了三段论学说，其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2、论辩的推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四谓词的理论，主要从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进行推理；3、强辩的推理，从似乎普遍接受但又并不确定、似是而非的意见出发进行推理，形成了关于谬误的理论；4、错误的推理，该推理在于前提的选用不当，是从虚假的前提出发的推理，正是为了反驳这种推理从中导出了矛盾的辩证推理，也是辨谬的工作。
《论题篇》开篇第一卷中就首先提出了四谓词说和十范畴说，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论辩术的理论基础。当我们针对某些问题要开始进行论证，首先要正确的理解论题，然后才能按照逻辑的思维方法进行论辩或论证。但是无论是作为起点来明确论题还是进行有争议性的论辩，从结构上来说都是由主词和表述主词意义的谓词构成。在正确的理解命题、进行有效推理以及展开科学论证的过程中，谓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根据对谓词意义的逻辑分析将谓词划分为：属、特性（固有属性）、定义和偶性，并据此提出“四谓词学说”，事实上，属、特性、定义和偶性是命题中谓词与主词的四种不同关系。
属，亚里士多德解释为“是对一些不同种的事物的本质范畴的谓述。”“属”实际上是相对“种”来说的，“属”作为一个谓词来表述“种”，而且表述“种”的本质范畴，因此不能脱离“种”来谈“属”。此外，与属相似的还有种差。属的外延要宽于种差，种差只能表述种的某种性质，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特性，“不表示一事物的本质，却是此事物专门具有的，并且可以和它互相换位谓述。”从定义可以看出，特性作为谓词可以同它谓述的主词互相换位谓述。特性是主词专有的性质，只能谓述事物的特有性质，但不表示本质。亚里士多德所考虑的主要是本质的和长久的特性。
定义，是表达事物的本质的词组。与特性不同的是，定义旨在表达事物的本质，是唯一的。事物可以有多种特性，但只能有一种定义。定义作为一个词组，包括属和种差两个元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定义的对象是种，任何事物只有有种才有本质，而定义的方法就是先找出属，再找出种差。定义包含两个词，一个是要定义的事物的属，一个是与该属中其他种类的种差。有名的例子是，人是两足动物（biped）。“两足动物biped”作为属，包括鸟类，也包括人。“理性rational” 将人从该属中区别开来，因为人都是理性的，并且只有人是理性的。定义过程的艺术涉及到找到合适的词语，并且避免攻击。
偶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偶性既不是定义、属也不是特性，但是却属于此事物（主词）。它可以或者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一事物，或者属于或者不属于同一事物。”这其中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说明偶性与特性、属、定义之间的关系，二是说明了它与主词之间的关系。“偶性”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亚里士多德根据四谓词的逻辑分析结合哲学范畴的意义分析，建立了一种语义分析的逻辑，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另一重要成果——论辩术。这种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篇》中提出了形式化命题与三段论相对应，命题作为论证的起点，其构成的要素是特性、定义、属和偶性这四种谓词，只有对主项和谓项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才能正确的推理或论证。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通过探讨对哲学、伦理、逻辑等学科论题进行正确立论和驳论的逻辑方法，从而形成面对各种那个问题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的开篇明确指出，论辩推理是论辩术的研究主题和对象， “通过它，我们能够从普遍接受的所提及的任何问题来进行推理”，论辩术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的重要问题，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能够从任何问题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推理的方法。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不仅研究正确理解论题和成功进行论辩的方式方法，并且具有检验在论辩过程中推理是否遵循了逻辑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这与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篇》中探讨的证明推理不同，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与三段论一样都是研究推理的方法，都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真实性。但是三段论是通过一种逻辑严密的程序探求和发现真理，其前提是原初且真实的，不具备争议性，最后的结论也必须是从前提中得出的不能为假。
论辩术则是通过对公共意见的论辩推理实现对真理和事实的探讨，其主要对象论辩推理是一种以普遍接受的意见为前提的推论。这种论辩推理经常通过两个人围绕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论题进行论辩，其中一人为提问者，一人为回答者。提问者必须有针对性的提出或设计正确的问题，也就是只有内容各不相同的概念性问题被用于提问，而回答者则通过回答“是”或者“不是”选择自己赞成的论题。在按照规则进行有序论证的基础之上，提问者需要迫使回答者陷入沉默或放弃论题，而回答者则想方设法的指出论题本身存在某种错误并不是由于自己造成的，以此为前提直到防守至论辩结束便赢得了论辩。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着重分析了论证和论辩的方法与技巧，并在其续篇《辩谬篇》中作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
在思想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论证的思维过程是十分普遍的。论辩推理通过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具有争议性的对话实现，而证明的推理则是单独的个体通过系统的论证实现，并不需要借助提问和回答来实现。论辩推理针对的都是具有争议性的论题，这些论题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有的仅仅只是意见而已。这在希腊城邦制的日常民主生活中是十分常见的。
论辩推理通过运用论证的规则和原理解决实际具有争议的问题，作为言语交际的逻辑理论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以论辩推理为对象的论辩术具备以下三方面的价值：首先，这种以两个人围绕论辩性命题进行论辩的形式有利于师生或学生之间进行论辩推理的训练，是一种关于智力的训练方法。其次，任何人在支持一种论题为自己辩护或者批评一种论证指控他人的过程中都可以运用这种论辩推理，最终达到消除争议达成一致。最后，论辩推理与证明推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并不冲突和对立。虽然并不一定能够像三段论逻辑一样增加哲学知识，但是推理论证仍然不失为一种洞察真理和甄别谬误的有力工具。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科的开创者无论是在谬误论、修辞学还是论辩术，都提出了与非形式逻辑息息相关的基础性理论。随着非形式逻辑的发展，在自然语言的论证上，许多学者正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发展了新的谬误论、新的修辞学以及新的论辩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的论证分析、评价和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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