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互释”还是“建构”，无论求同、求异还是最后的“合同异”，“问题意识”切实地贯穿于哲学会通过程的始终。
原文 ：《哲学会通何以可能》
作者 |宜宾学院副教授 郭继民
图片 |网络
会通之必要性
进行“哲学会通”当问询其前提性问题，即哲学会通何以可能？哲学之所以能够会通，当从哲学所具有的二重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考量：因其具有普遍性，会通才有可能；因其具有特殊性，会通方有必要。
关于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一则，作为“类存在”之人皆具理性——理性为人与其他动物之根本区别，为人普遍共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二则，哲学为理性之思，即便人们思考方向不同，解决方式相异，但面对的根本问题总是相同的，此为哲学问题（或哲学运思）的普遍性。
言特殊性构成哲学会通之必要，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其一，从反证的角度看，假若哲学仅具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则断然无会通之必要。譬如物理，世间不存在所谓中国物理、外国物理之别，二者无须会通，因其质一也。
其二，从哲学的特殊性基于普遍性之上看，按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说法，特殊性无非是窥视哲学的“通孔”，因为有此“通孔”（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哲学才能丰富起来。“会通”即从特殊性去溯源普遍性，复从普遍性去显现特殊性。可见，哲学的会通无论于时代还是于哲学之发展，皆具重要意义。
其三，从哲学自身的表现形式与发展看，特殊性是哲学的不完满的、阶段性的表现。哲学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真理是整全的、圆满的真理。黑格尔认为，哲学之证成须是“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此圆圈之形成无非通过“特殊性”的链接与“叠加”（黑格尔将不同民族的哲学理解为意识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完成。换言之，“特殊性”构成哲学完成自身的、不可或缺的必需环节。不同特殊性之间未有通过“互通有无”（即会通），方能在圆周上做到“无缝对接”，成为真正的哲学环节——此为哲学会通之必需。
会通之次序
会通必然建立在熟稔双方哲学的基础上，故将必然地涉及同、异之辩（哲学比较）。就一般认知而言，会通次序大致如下。
求异阶段。此为会通的初始阶段，因为会通首先拿不同哲学（或流派）进行比较，其中最易辨别的是“差异”。譬如，关于中西哲学中存在诸如生命/知识、体悟/逻辑、德治/法治等差别，关于程朱、陆王的明显差异在于心/理之辩，等等。比较其差异固然重要，且极有益于哲学会通；但它毕竟是初步工作。不过，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倪梁康先生认为“差异”更为重要：“简言之，‘求同’乃方法手段，‘致异’才是终结目的。人类至此为止的各种文化交流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求同致异’中进行的。”当然，倪先生从文化交流角度强调“差异”的重要性，不失为一洞见；但哲学会通不能停留于此，如仅仅停留在“各说各话的”差异上，又如何能做到“通”呢？
求同阶段。就比较哲学言，求同比求异似乎更进一步——虽然求异也能达到深刻，但会通须建立在最后阶段“合同异”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哲学，其差异是第一序的，但总体而言，异质哲学尤其中西哲学之间，“异”明显高于“同”。故而，在“异”的基础上求其“同”当为更进一步的工作，故求“同”应为第二序。唯有求其“同”，方可找到问题的“契合点”，才能会其通。这个“同”或为问题之“同”，或为思路之“同”，或为学理之“同”。即是说，需越过表象之“差异”，寻其共“同”之处，方可推进哲学的会通工作。
“合同异”阶段。求同、求异尚处于比较层次，“合同异”则处于会通的实质性阶段。“合同异”，即综合把握同异，同中见异，异中求同，此意味着“会通者”能娴熟地掌握不同哲学的理路与思想，能自由地遨游于其中并做出实质性的会通工作。
亦须说明，上述步骤并非绝对，限于学者学术兴趣、视野及认知之不同，会通的顺序亦未必完全符合上述所论。譬如汤用彤先生的中印哲学之会通是从求“同”开始，汤用彤曾言“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求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另则，在“合同异”阶段，有的偏重于求同，有的偏重于求异。如汤用彤、钱钟书、叶秀山诸先生主张求同（这里指“异中之同”），李泽厚先生则强调“异”的重要性（指“同中之异”）。尽管汤、李、钱在会通次序、关注点上有所不同，但最终落脚点一致，即最终皆超越比较哲学层次上的同、异之辩，达到“别同异”上的“贯通”层次。
会通之功效
会通终极目的在于达成黑格尔意义上的“大写的哲学”或“整全的哲学”，即“完成了的真理”。就一般意义上的会通而言，会通之目的莫过于开阔视野，提升思维向度，让哲学智慧更为深邃、圆融。这表现在具体的落实上，无非有两种类型：一类偏重于诠释型的会通，即能运用一种哲学熟练地转换、解释异质哲学。比如，王国维以康德和叔本华的理论理解《红楼梦》，贺麟以黑格尔的思想诠释宋明理学，等等，皆属于诠释性的会通工作。另一类偏重于建构性的会通，如牟宗三先生以儒家、佛家哲学与康德进行会通，构建其独特的“量论”哲学之架构；唐君毅以黑格尔的框架构建“三重九境”的中国哲学，等等，皆属于建构性的会通工作。一般而言，诠释性的会通重在融会贯通，更多地表现为启迪性；建构性的工作重在创造，更多地体现出创造性。但总体观之，无论建构还是诠释，皆深化了哲学运思，拓展了视野，使得哲学向着更高、更深的维度推进。
无论“互释”还是“建构”，无论求同、求异还是最后的“合同异”，“问题意识”切实地贯穿于哲学会通过程的始终。求同，涉及同一的标准问题；求异，同样涉及差异的问题点；“合同异”，需在差异之上追溯同之源或在类同之上寻求异之质。因此，“哲学会通”在融通异质哲学的同时，亦客观上培养并深化了“会通者”的问题意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0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视域 | 人工智能发展，还得靠“心灵哲学”打基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