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7月10日，“致敬国学：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北京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先生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演讲从《礼运大同篇》的“大同”这一概念切入，对“天下大同”进行了解读。王石先生认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王石先生还指出，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我们要更多地反思整个世界的人文状况，要更多地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同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天下之事，天下之人，从大处看，是相同的”，人类走向共同体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王石，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何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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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和各位讨论“大同”二字。
什么是“大同”？《礼运大同篇》已经把“大同”讲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将其比作西方的“乌托邦”，这是完美之境，同时也是世上所没有的幻想之境。因此，“天下大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现实性。比如，“故外户而不闭”这一条，从现在看来反而是闭得越来越牢了。
而我要阐述的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同”。其义是：天下之事，天下之人，从小处看千差万别，从大处看却是同样的，由此引申出大同小异、求同存异。
目前看来，过度强调人的差异性和特性，各美其美，是危险的，这会使人类文明走向倒退，走向分化，走向失败。
“文化认同”的另一面
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后果，其实在开头就已经走岔了。
相信各位早已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全球化运动在经济、科技方面的走向，与在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走向恰好相反。在世界、在中国，都是如此。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亨廷顿教授在其论述“文明冲突”的作品（1996年）发表之后，又写过一本新书《我们是谁？》（2004年）。在这本书里，他特别使用了“特性/身份（Identity）”这样一个词语，用以强调美国人的身份，以及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特性。Identity这个英文词汇，一度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引入中文时被翻译为“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认同的是什么呢？按照作者原初的意思，自然是认同本国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于是在中国，因受上述思想的影响，国人顺势就形成了一种思想格局：经济、科技对外开放，精神、文化向内认同。显然，这与晚清洋务运动时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通，虽然其间只相隔了一百年。
在很多年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句问话不断被人引用。据说这个著名的三连问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以后，在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传世名作之上，这三连问变成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无论是柏拉图还是高更，他们的追问，可以说是哲学之问，是人类之问。而亨廷顿教授的“Who are we？”虽然同样是追问，却已变为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问、美国之问。受到亨廷顿教授的启发和影响，我们的追问、我们的文化认同，在胸襟与格局上，也与柏拉图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先哲们所问的是世界，是人类，我们所问的仅仅是自己。
“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从海外到内陆，从学界到官方，正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称谓和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愚、杨振宁、王蒙五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七十余位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并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十六年过去了，我作为论坛的提议者和宣言起草人，抚今追昔，不能不感到那次颇具声势的文化认同也未能免俗。因为过于强调本国本民族文化，而缺失了全球语境下的世界性眼光和人文关怀。
这个反思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文化认同”的正面意义。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悖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作为一种因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有理由以“文化认同”为口号，来保护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对策，与全球化运动是背离的，是缺少对应性的，甚至是对立的。因为“认同”即隐含着“不认同”。
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应当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对话、交流、合作、融合，总之是一种全球性、动态性的文化激荡。而“文化认同”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动态性的激荡，相对主义地缓解为静态的多元并存，各美其美，为今天的逆全球化思潮埋下了种子。它与现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前后呼应、互为因果。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近几年的会议上，一再主张不可过度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可过度夸大某一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更不可过度夸大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各自比赛着唯我独美。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居然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说法，还说这是我们的“国策”！
更加缺少对应性的是，中国不仅一贯坚持全球化方向，而且还于2011年率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在如此宏大的理念之下，“文化认同”显然已经远远不足为用了。因为它之认同，乃是小同，而今日之认同，除本国本民族之小同外，还应包括西方以至全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文明。
费孝通老先生的“四句教”影响很大，充满善意。但我总认为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各美其美”说得斩钉截铁，不太容易引出“美人之美”；而“美美与共”强调的也不过是多元并存的各个文化单元的和平共处，你好我好他好，明显缺失了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文化激变与融合。如此一来，“天下大同”还是天下不同，只是各有所宗，一堂和气，谁也别说谁。
我还想说的是，“文化认同”，是人的故土之恋、父母之爱，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思量，自难忘”，不必大声喧哗、刻意表白的。
（未完待续）
作者 | 王石，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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