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年），字枚叔，后易名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等，著述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儒术新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他的思想经历和学术著述中饱含着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治学理念、治学品格和治学方法。
以历史引起爱国心
在治学理念上章太炎主张以历史引起爱国心，他强调，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发展，就在于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就在于其能够在自身所拥有的数千年丰富的生产、交往与组织经验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质，这决定了其在存亡危机时刻能够成为具有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的民族，而对中华民族流动与变迁过程的记录，也正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他指出，治学虽有取舍，但却以保存民族特性最为重要，而要保存民族特性、发扬爱国志趣，就必须要保存自身的历史，学习自身的历史。
坚持“以史切要”。章太炎十分重视在史论结合的双重维度上阐发历史研究的内在思想主旨和以史切要的政治主题。就史学而言，他基于实证性和批判性的笔法探求历史背后的事理，从而创立了以史解经的“新史学”；就史论而言，他以反思性评述对社会行为所作出的历史性阐释，蕴含着构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连续性叙事的深刻立意，呈现出来的是有关民族特性的精神表达。他反复强调历史作为切要之学具有重要意义，是维系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这一爱国之思，始终贯穿于其史学和史论的互应之间，贯彻至其整个学术生涯之中。
倡导“以史救文”。章太炎重提“六经皆史”，他所提的“史”是“史学”而非“史料”。他认为今文经学的根本危机在于“史”的系统地失信，对“文”的危机的拯救可以通过否定抽象化的“文”和绝对化的“信”，将经统一于史中来实现。这一“以史救文”的道路，不仅为传统经学研究重新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而且在“中国文化应往何处去”的重要关口，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思路。
以百姓心为心
在治学品格上章太炎主张“以百姓心为心”。他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这一真俗两行之路，始终贯穿着他对“真谛”与“俗谛”、“真情”与“俗情”相互贯通与融合的思考。在这一思考中，他不断向着“俗谛”和“俗情”倾斜，并且提出了真俗本来不二的观点，这不仅使他的治学之路具有了一种曲径独行的别样色彩，而且也使他的治学思想具有一种心怀百姓、爱国忧民的内在品格。
章太炎一生都在致力于追求“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的治学目标。在1932年发表的《论今日切要之学》中，章太炎疾呼：“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他主张“学在求是”“用在亲民”，因致力于“求真之是”所以更加深刻地领悟“用在亲民”，因致力于“用在亲民”所以更加努力“求真之是”，这成为章太炎治学品格的集中体现。他强调“大独必群，不群非独”，因为他真正领会到了“群”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维系一个大的共同体，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安顿；真正领会到了只有从“小群”中毅然独立出来，才能投入到拯救“大群”的事业中去，才使得“大独”具有了极强的实践品格，这一实践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造福于“大群”，以在肩负起救国图存重任的同时，使广大平民的利益免遭侵犯。
追求实事求是之学
章太炎在治学方法上主张语必征实、说必尽理，反对“臆造新解”。文史学家庞俊在《章先生学术述略》中曾指出：“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学。”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对乾嘉之学的衰微感叹道：“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从文中来看，他所提到的“四术”皆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从他对宏观经学的界定“六经皆史”而言，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可以扩大到他的整个治学过程。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作出阐释，但却将其内涵表述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也就是在研究中应该达到对“是”等于“实事”的客观考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疑其难证”和“忠恕”之法。“疑其难证”指在没有足够的以文字可考的史料为证据的基础上“疑古”。“忠恕”之法指以物为物，以己推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恕之事也”，“忠恕”之法是实现“实事”与“是”相等同的关键。章太炎在具体的史学研究过程中对上述方法实践运用，不仅将六经还原为了古史，而且还引入了逻辑的方法，使其超出了传统经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实现了史学研究中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他在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时对这一治学方法又各有侧重，将二者之间的学术旨趣具体地呈现于不同的现实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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