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过去有句话夸高门大户:“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民国年间“加”上的,清末只有前半句。据《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一到夏天石榴花盛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而石榴树与夹竹桃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而那时京城就有了俗谚曰“天棚鱼缸石榴树”,只是此话绝非现在我们理解的褒义,反而是一种讥讽:“盖讥其同也”,也就是说讥讽京城人家的庭院布置同质化严重。
不过时过境迁,当年雷同的小院景观,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不仅鱼缸石榴树,就连天棚,也随着一座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变成了只能在纸上一睹的掌故。
一、道光都赞天棚好
老北京搭天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时北京城正在全新的修建中,就是一个大工地,无论是工人们的临时住所还是堆积建筑物料的仓库场地,都需要遮风避雨,于是就出现了临时性很强的用芦席支搭的席棚,涌现出了一大批专擅此举的能工巧匠。北京一到夏季,往往会暑气袭人,工匠们便用芦席搭起凉棚用以遮阳。于是,从宫中到府邸、从官署到私宅,北京城处处席棚高挂,由于棚要耸出于庭院之上,故得名曰“天棚”。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在《曝书亭集》中写过一组咏北京夏天生活用品的诗,其中就有一首题为《凉棚》的:“平铺一面席,高出四边墙。雨似撑船听,风疑露顶凉。”可见那时天棚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
搭天棚成为老北京度夏的“习俗”,有一事可见一斑:清代如颐和园、圆明园等地,虽然遍种林木,枝叶之繁茂哪怕是在最热的天气里也足以蔽日,但每年依然要传棚铺来搭天棚。就连道光皇帝也在《养正书屋全集》中作诗赞曰:“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清末民初,北京的天棚业达到全盛,东西南北城涌现出了二百多家大小棚铺(1941年的统计数字是二百四十五家),这些棚铺多设置在靠城门脸儿及各处较空旷的街上,标志是门大院大,门口立着长长的杉篙,这是棚铺的幌子。其中最有名的有东城灯市口的“振兴”,东单北大街的“元顺”,西城护国寺西口外的“森茂”,锦什坊街的“德成”,南城土地庙的“山海”和北城帽儿胡同的“永泰”。随着席棚铺的不断增多,搭棚的工人成立了“街口”(即工人集合应候的地方,多在当地的茶馆)。当时布棚的生意也很好,而布棚也有街口,往往是在同一茶馆里跟席棚的工人们分两席而坐,各办各的事,互不相扰,如果是盛夏将至最繁忙的时候,两棚工人混而为一,互相兼营,时间长了,棚行工人也就不分席棚和布棚了,统一称为“棚铺”。
当时的北京,一到夏境天,家里的经济但凡宽裕一点儿,都要在家中搭天棚用以纳凉。有的大宅门因为年年搭,跟熟悉的棚铺成了“交买卖”的固定关系,一到时候,不等管事的来找,棚铺掌柜自己就上门联系,订日子拉料来干活。
有趣的是商店为了招徕生意款待顾客,在搭天棚这件事情上很舍得花钱。据民俗学大家邓云乡先生回忆:“以西单北大街路东来说吧,由西单商场开始,沿便道迤逦而南,直到西单牌楼转角,天福号酱肘子铺门前,全是大天棚,下午西晒时,行人一点也晒不到太阳,真是妙极。”更有趣的是,当时北京的各个机关,大到市政府,小到派出所,每年搭建天棚的费用都可以“报销”,这大概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笔“防暑降温费”吧。
二、平地立天棚 中间无一柱
震钧著《天咫偶闻》中记载:“京师有三种手艺为外方所无”,其中第一就是“搭棚匠”:“搭棚之工,虽高至十丈,宽至十丈,无不平地立起。而且中间绝无一柱,令入者祗见洞然一宇,无只木寸椽之见。”可见搭天棚已成名震天下的“绝技”。
北京的棚匠技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搭天棚要用杉篙(杉木竿子)、竹竿、芦席、摽棍、麻绳等材料。据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回忆:搭天棚所用的杉篙立柱极少,讲究的是立柱时不用挖坑栽埋,而是采用直接在地面上单摆浮搁的办法,不管天棚搭得有多大,除了四周围的立柱外,棚子下面绝不能再有立柱,以保证住户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天棚的框架全用杉篙支撑,顶部则等间距平行缚以巨型竹竿,各部件间全用麻绳捆绑,打活结,十分结实。
天棚在老年间分成“普通款”和“高级款”。先说普通款,也就是普通市民用得最多的,大约占四合院的整个一院子,把全院都能遮住,且要高出正房房檐四五尺以利于通风和采光,顶上的中央部分留出一块矩形天窗,上面装有可以卷拉的芦席卷帘,用垂下的绳索控制其舒卷。如果棚顶距西厢房的房檐较高,为了防止西晒,则在西厢房的屋檐上方亦用芦席做一面垂直的“遮阳”,略似舞台幕布,或者直接做一个斜坡形的遮檐。南北两侧的芦席则固定在天棚的框架上。中午火伞高张时,将棚顶的芦席卷帘放下,日光西斜后则将西边的“遮阳”放下,同时打开棚顶的天窗,这样可以保证一天的防晒、通风和采光,真的是科学极了,使盛夏季节的庭院永远处于阴凉的状态。棚顶的柁端,安有四个“柁光”,就是圆形的木牌,上面写着红底黑字的“吉星高照”或“富贵平安”。
“高级款”的天棚则把能看见的柁、柱都染成红色,就连搭棚用的麻绳也染上红色,行话管这叫“红股”,亦是吉祥之意。在天棚的东南、西北角的房屋之上,还安有“对档”,即用芦席做成的屏门,用漆染成绿色,中有红色斗方,上书“斋庄中正”等屏门上常用的字句。这样做的目的是显示“棚外有楼”的气派——而此类天棚的“目标客户群”也多半是王府宅第或富商大户。
天棚的用料有新旧之分,新席整洁光亮、色调美观,但价格昂贵,而旧席则是指入秋拆下,翌年再用,行话称之为“二手席”,价格要便宜得多——常年住在北京的人家,每年都要支搭天棚,往往农历五月中旬搭棚,八月初拆棚,棚架不动只拆芦席,来年的初夏,棚铺仅将糟朽了的绳子稍予更换,再盖上芦席即可。
三、“爬猴杆的” 好身手
“天棚高搭院中间,到地帘垂绿竹斑”,清代净香居主人的《都门竹枝词》描绘的老北京度夏景象,在很多名士的笔下同样可见:只要回忆夏日风情,都少不了天棚。著名学者刘叶秋先生在《京华琐话》一书中说,昔日他在天棚地下放一张藤躺椅,午饭过后,一觉醒来,就听见胡同里有人在吆喝“哎!买老菱角来,鲜菱角买”,无论是午觉还是吆喝声都是清鲜水灵儿的。民俗学家陈鸿年先生回忆北平生活时亦提到:“中午以后,在天棚底下,架上铺板,铺上凉席,或是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醒来时找人下上一盘棋,夏天卖冰核儿的很多,买块冰,往冰柜一放,青瓜梨枣的水果,冰上一些,随便吃个闲嘴儿,享受徐来之清风,确是一乐。”而在老北京胡金兆先生看来,天棚对于院子里的孩子们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天棚遮住太阳,院子里就凉快了,很多事情可以在院子中干,像吃饭、看小人书、玩跳房子、画画、描红模子,大人洗衣服、择菜都行。晚上还可以在院子中乘凉睡觉,更重要的是父母亲可以在院子中摆牌桌,下午晚上都能打。”
这些从体到心的阴凉清爽,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棚行工人的劳作。这些工人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搭建天棚的过程中,均沿着杉篙上下攀援,不用梯子,敏捷利落得像猴子一样,所以被称为“爬猴杆的”,这个称呼绝无贬义,完全是对他们身手的赞美。搭天棚有两道技艺特别见功力:一是打别棍,就是用木棍别在棚架的吃力处,用以绞紧,工作时的景象好像武侠老电影《少林搭棚大师》中演绎的一般,地面上的工人一根一根扔给棚架上的工人,不仅一扔一接十分准确,而且捆拴别棍的绳套的手法也迅捷得让人眼花缭乱;其二是用一种粗如手指大过饭碗的半圆形大钩针,穿上麻绳以缝席,此外别无工具,能否保证棚席在狂风暴雨时经久耐用,全凭工人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艺。
尽管劳动强度大,对技艺的要求高,但棚行工人们的收入很低,而且高空作业,一旦发生摔伤也无人赔偿,只能自认倒霉。他们曾经自嘲说:“我们是先当走兽(拉车运料),后当飞禽(上高作业)。”其社会地位之低,可窥一斑。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北平之后,老百姓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像夏季搭天棚这种“享受”自然是能省则省,棚铺相继倒闭或改营他业,剩下一些老工人本行全歇业,转行来不及,只能绝望等死。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当然不可能让劳动者失业挨饿,想方设法为他们开创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1956年北京实现了公私合营,棚铺多转入建筑公司席棚科,老工人们也多转为架子工或其他建筑工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聪明才智。
我特别喜欢邓云乡先生回忆北平的一段文字:“旧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常常雷雨过后,伙计便立时抽绳子把大天棚顶上、边上的席子卷起,顿时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样,豁亮起来。从这‘大窗户’中望雨后的蓝天、白云,极为怡神。”看到这样的文章,就好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般,能看到被岁月天棚遮蔽了的昔日景象,或许它们只是历史的天空的一角,却能让我们在怅然若失间若有所得。(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