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禁海令下：海外贸易为何越做越大？
满楼风雨闲读书金满楼2017-05-15 12:05
[摘要]和之后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员更众、时间更久，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明朝初年，为防止残余反对势力与外人勾结，朱元璋宣布实行“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政策。
不过，这一政策也有例外，即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前往广东贸易，并由广州市舶司进行管理。
及至明成祖时期，明朝政府开始主动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
1405年至1431年间，在郑和的率领下，明朝官方船队七次南下西洋，一路上到过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
“郑和下西洋”堪称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壮举，每次出访时，船队樯橹如云，云帆蔽日，数万人马如同出征，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混编舰队，也不为过。
据《明史》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今151米），宽十八丈（今62米），“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宝船分四层，船上9桅，挂12帆，锚重上千斤，每次起航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出海。
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海船。
明成祖之所以要派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是为了对外商贸与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宣示国威的政治用意（另一说是寻找逃往南洋的建文帝）。
和之后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员更众、时间更久，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在明朝官方的作用下，李约瑟认为明代已有大帆船（非郑和船队）到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并进入过大西洋水域。
这一经历，对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并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朝已达高峰。
清朝以后，为禁止并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海外的联系，清廷先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禁止商民出海贸易。
直到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皇帝才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此即“四口通关”时期。
尽管海禁已开，但康熙并不鼓励国人出海与西方贸易，在他看来，“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关闭宁波、漳州、云台山三地口岸而只保留广州一地口岸，此即“一口通商”时期。
与中国异曲同工的是，东邻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也下达了类似的“禁海令”，日本人海外航渡即以死罪论处，由此中日间的交往日渐稀少，官方更是断绝往来。
不过，中日两国并非完全断绝对外商贸交往，如中国在广州实行“十三行”制度一样，日本也只开放长崎一地供中国及荷兰商人前来贸易。
在种种限制下，由东亚人（包括中国与日本）主导的海外贸易开始日趋衰弱。
另一方面，尽管广州实行的是“一口通商”，但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依旧逐年增长。
从乾隆末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增加了八成，而美国则几乎增长了三倍，中方收入也由1792年的白银1300多万两增至1837年的5500多万两。当时的广州，由于海外贸易的存在而呈现出极繁荣的景象。
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就曾感叹说，“珠江上船舶运行的忙碌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几英里长的帆船更为壮观了。”
1830年，在对曾往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英国议会也得出结论：“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顺利。”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的逐步放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中外航路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年代里，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此为契机，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重续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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