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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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家国\吴念兹

2018-10-01 03:16:46大公报

　　家国情怀一直是诗歌在写作上的重要内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自不必说，许多诗人的杰作其实都与其壮志雄心乃至坎坷仕途有关，大诗人屈原、曹植与杜甫前后两位诗圣皆如是，不胜枚举。特别是战时，更突出个人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描写国家动荡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生活悲剧，清人杨伦说杜甫是“上悯国难，下痛民穷”一点也没错。陶渊明一直作为隐逸诗人为世人所认识，故其《杂诗》、《拟古》中的济世雄心很少受到注意。李白何等飘逸，以致民间不接受他病死的说法，竟说是醉卧舟中，欲捞月而溺亡，可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将其入仕之心暴露无遗了。可以说，这种家国胸怀、兼济天下至今一脉相承，早已是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更为诗歌注入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它除了“美”，还能“刺”，也在诗中显露一国之文人气节和文化气候。

　　清诗人赵翼《题遗山诗》写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另一角度说也鼓励了诗人不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将精神寄讬於空中楼阁，由家及国既是视野、经验、语彙的拓宽，又是一个人、一首诗的心胸、格调所依凭。若依赵翼此说，则宋代莫过於最典型的时期，故而反映国计民生、抒发爱国情感的诗作大量湧现：曾几《寓居吴兴》指出国家无良策则百姓如飞鸟盘旋、无家可依；苏轼《密州出猎》壮志凌云，颇见英雄胆识；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自比廉颇，愿为收复中原效犬马之劳；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则想像有鸿雁为百姓传递家国思绪……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死后之所以能够诗文流传进而奠定其经典地位，主要依靠两宋文人对杜诗的理解、接受。台湾学者蔡振念教授已有专门研究，他在《杜诗唐宋接受史》就论证了杜甫成为显学是在北宋欧阳修等发起古文运动之后，宋人受道学影响而格外看重杜诗的“忠爱”精神，宋室南迁后则忧国忧民的杜诗自然也更受当时爱国诗人所热衷。故而宋代效仿杜甫的诗人不在少数，以陈与义为例：“青墩溪畔龙锺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以乐景衬哀情，山河破碎人老去，牡丹花艳虽显时间之残酷，但亦倍壮形色；“孤臣霜髮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把李白“白髮三千丈”、杜甫“烟花一万重”原本低落、深重的愁绪写出高昂、激越的音调来了。钱锺书就称讚陈与义，相比黄庭坚、陈师道，他真正学到了杜甫“最宏亮而又沉着的”声韵。而陈与义自己也曾感叹：“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如果没有经历山河风雨，对杜诗就不会有深刻的理解，他很可能也还停留在原本清新生活的小格局裏了。

　　倘若战事结束、国家进入偃武修文的阶段，家国情怀的表现自然有所不同。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对由国及家的新生充满渴求，切身感到家国命运的同一，於是诗作充满理想、豪迈的音调，胡风以《时间开始了》来理解国族的振兴，从这一刻起每一秒的流动都是值得期待的。除了老诗人抒怀高歌，青年诗人也在那时确立了共和国情结。而八十年代以降，诗人们已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教家国情怀抵达更深广的现实、在关怀现实的同时丰富艺术自身的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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