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道理，小学的时候就听过。当时学的时候，感觉就是大白话，心想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不懂呢，还用得着智者说吗。可是长大之后再琢磨，却发现那些话自有其深意。
第一例：上行下效
这句话出自《礼记·缁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面的人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就加倍效仿。
小时候听说了，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会不懂呢，还用得着孔子说吗？当时觉得这道理很傻，一是觉得下面的人傻，晋王好恶衣，于是晋国国士都穿臭羊皮上殿；楚王好细腰，于是楚国国士都饿得面黄肌瘦。为什么这些国士都这么盲目呢？二是觉得上面的人傻，为什么要有这些傻兮兮的癖好呢，把底下人折腾得面目全非，就不懂上行下效的后果吗？
现在长大了，渐渐发现其中的关键之所在了：做君王的，不是不知道上行下效的道理，而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癖好有问题。当君王周围的人都在效仿讨好君王，个个称颂君王的好，他看不出来自己的癖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上面的人爱好清静的巷子，下面的人就把巷子里的人都扫走，然后交口称赞真是美好。除了在后世史书里，是不会有人指出其问题的。
于是孔子才写史。唯有史书，才能映照出当时映不出的荒唐。孔子还十分尖锐地指出：“底下的人行事，不是按上面人的号令，而是按上面人的行为。”一句话，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多时候能见到美好的口号，却见不到美好的结果。
当国君陷于颂扬的包围，就看不出自己之所好有问题，感觉自己全是英明神武。
于是，国家陷入第一层陷阱：国君的周围人不再讲真话。
第二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句话出自《国语·周语上》：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这句话的意思是，堵住国民的嘴，就像堵住山川一样，能堵几时呢？早晚要雍溃而败。
小时候学的时候，心想，这不是废话吗，谁都知道，鲧治水堵而不成，大禹治水疏通而成，这么简单的道理，千百年之前人们就都知道了啊，为什么当王的这么傻，还要堵人民的嘴呢？这得是多么愚蠢的王。
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堵民之嘴并不一定是愚蠢，当王的对此完全心里有数。其关键是：民众的声音不一定像山川河流一样稳定汹涌，很多时候只是一时洪水声浪，只要堵住一时，过不了多久就消弭了。就像九八年特大洪灾，抗洪的决定也是扛，用人用沙袋扛，不断加高堤坝，直到最后都没有用水道疏通。最后的结果，确实是扛过去了。洪水是一时的，枯水是一世的。做国君的对于民众的易变最了解不过，才会在很多时候选择压制，压制着压制着，洪水就确实没有了，也不会雍溃伤人。
说到底，还是国民太健忘。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口舌声浪中的事，就像一阵大雨，雨停了就烟消云散。国君一旦知道这种特点，那么最佳的策略就是堵塞。堵过一时就是成功。而久而久之，众人声浪的兴致也淡漠了。
于是，国家陷入第二重陷阱：普通民众不再讲真话。
第三例：建言献策很难
这句话出自《韩非子·说难》：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说难”的意思是：给高位之人建言，实在是太难了。
小时候读不懂全文，只是觉得，这有什么难的，有必要这么小心翼翼委委屈屈揣摩他人心思吗？实话实说就好，忠言逆耳，良臣就有必要让国君明智。
但是现在越仔细琢磨，越觉得韩非的话说得深刻。他说，之所以建言献策很难，最主要的原因是你要了解你想说服之人的心。如果他想求名声好，你给他说厚利，他觉得你不入流，就疏远你。如果他想求厚利，你给他说怎样建立名声，他觉得你没啥用，就不会理你。如果他表面想要好名声，但实际想要厚利，你给他说如何获得名声，那么他表面上任用你但实际疏远；如果你给他说如何获得厚利，那他会悄悄用你的话，但表面上一定远离你。
简直太精当！这人世间的事，往往不归结于道理，而归结于人心。韩非说的是从用户心理出发的建议。想一想，有几个身居高位者想听的是实话实说？尤其是那些表面要名声，实际要利益的人，直言做建议的时候，简直左右都得不到采纳。唯有能揣摩其心意之人，方能获得重用，受其喜悦。久而久之，还能有几个直言陈词之人？
于是，国家陷入第三重陷阱：有识之士不再说真话。
第四例：人才最重要
小时候看春秋战国一些说客的故事，常常听一个人千里迢迢跑去一个国家，跟国君说：大王啊，你知道治国平天下什么最重要吗？人才最重要！
小时候心想，这不是废话吗，人才重要有什么好说的，说客这么好做，我也能做。可是当时却并不理解其背景。那时的背景是：绝大多数人做官是要看出身的，要看国籍、贵族、履历，所谓人才最重要，就是指如果见到有才之人，可以不管家世履历，破格提拔。
如果放在今天，那就是不管你的国籍、党派、背景、资历，如果发现是治国之良才，就委以重任。今天有可能吗？完全不可能。今日之选人，比战国封闭。所以古之说客的话，放在今天仍然能说，而且这种说客真不是谁都能做。
如果再找出具体一点的例子，可以参考李斯的《谏逐客书》：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这段话说得多明白。广纳人才，才能无敌于四方。把人才都赶走，让他们给敌国效力，就等于助长他人威风，其他国家的人才也不敢来了，国不危难才怪呢。
这道理说起来也像是大白话。但是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很多国家还是宁可让自己的人才，甚至是最优秀的人才，远走他乡、移民改籍，也不肯重用，甚至是压抑或排斥这些人才呢？难道这些国家就不怕这些人才去给他国效力，助长他国威风吗？
现实是，这些流失在外的人才，也很少能得到他国重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其实都有用人封闭的问题。若非出生于该国，若非隶属于多数族裔，若非当权党派成员，任凭什么样的人才，天花板都低低地压在头顶，很难有重用机会。于是一国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斥人才，并不怕他们到其他国家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没机会。倘若是像战国时那样，秦王拒斥了苏秦，导致苏秦六国为相与秦抗衡，谁敢轻易排挤人才？
这么想想，战国真的是不同寻常的时代，而秦国更不寻常。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为相，秦孝公用商鞅，秦惠文王用张仪，秦昭王用范雎。也就是说，在接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秦国一直重用外国人为卿相，相比而言，楚国重臣则普遍出自王朝核心的几大家族。时势推移，强弱立显，楚国终于一天天被秦国蚕食。
再回想一下，都说美国借一战、二战发战争财。实际上美国发的最大一笔战争财是欧洲人才。从战乱的欧洲，大量被排斥的知识精英流亡到美国，驻扎下来，尤其以犹太人为主，其中最核心的代表是爱因斯坦。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有文学艺术家，还有“现代宇航之父” 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欧洲落难者为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立下汗马功劳。但这种风气渐弱，最近二十多年，美国重要安全工程排斥外国人，而本土家族财团重新成为美国政府权力的核心。
历史上，抱着如此开放态度重用人才的政府，或许只有持续400年振奋的大秦国，以及一战二战期间的美国。历史上，我们也只看到这两个气势如虹、傲视群雄的世界第一国，或许是成功带来气度，也或许，是气度带来成功。
于是，在未来的一些年里，我们很可能看到一批郁郁如孔子的精英，移民去其他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又找不到能施展理想的舞台。想到孔子自嘲是丧家犬，其实这哪是自嘲，分明是对时代的冷冷嘲笑。
未来，整个世界都可能进入一种竞次模式。
写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什么呢？其实没什么，只是一些面对史籍的叹息。
几千年前的记述，拿到今天仍然成立。这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可能我们仍然没想透。有一些问题，今日或许还不如当日。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里的国君，因为自己冥顽不灵而亡国或被流放。然而第三个案例和第四个案例里的韩非和李斯，痛陈时弊之后，意见就被秦王嬴政采纳，“逐客”的不良政策立即得到修正。而今天，这样的修正都极为罕见。
读春秋战国之事，时常有士人侃侃而谈指出国君之误，国君立刻修改自己策略的记述，相比后世朝堂之上的歌功颂德，这些记述显得如此不可思议。到了大清帝国，知识分子还要小心翼翼检索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清风”“明月”这类犯忌的字眼，纵横天下的胸襟气度和傲然于世的独立风骨又还剩下几分。
史籍读多了，难免会有灰心之感。了解到元明清的政治和学术氛围，比之前朝竟是一代不如一代，数学、科学、哲学、技术自宋元之后都没有发展。再想到中国之根骨的士人精神，自春秋战国之后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心里未免有漫漫下坡路的感觉。
然而史籍读多了，又会让人心生几分留恋与信念。这个国度，毕竟是诞生过管仲和商鞅这样锐意进取之人，诞生过孔子和墨子这样朴素博爱之人，诞生过司马迁这样宁折不弯之人。那个因为“崔柱弑其君”而宁死抗争的史官，一家三代用生命捍卫的，不过是文本的尊严。如果连这些精神都被放弃，那这五千年历史又还剩下什么呢。
历史从小学，学的是烙印于心的记忆。有很多事情小时候不懂，只是囫囵吞枣看热闹，但是若没有这些记忆做基础，那么长大之后也不可能懂。历史给人的真正馈赠，不是聊天时张口即来的博学段子，而是寒冷时紧紧抓住的孤独信念。人总是需要相信些什么才有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两千五百年前就祛魅的无神的国度，历史就是我们永恒的、仰望的彼岸。历史是我们天上的国度。
世间兴衰的道理早已刻在石碑上，只是那兴衰仍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仍然循环往复，裹挟千万人的喜怒哀乐。而我们的行动，都有历史作为见证。
历史在头顶高悬，我们早已活在我们之外。
这个国度，将它的五千年，交在我们手里。在寒冷中抓紧信念的火光，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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