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22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在深圳市委大楼六楼礼堂主持召开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免去梁湘同志市委书记职务，任命李灏为新的市委书记。
这个“六楼礼堂”现在不叫“礼堂”了，因为从面积到层高都难说“够格”。现在这里也无法召开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大会了，三十多年过去，“局级以上干部”不知增了多少，区区“六楼礼堂”很难挤得下。
今天说起这些，是因为我拿到一本新书《梁湘在深圳1981—1986》。多谢坤德政委指路，我才知道这本书关于梁湘的史料要比正式出版的《深圳市长梁湘》丰富得多。此书作者邹旭东是当年梁湘的秘书，他在自序中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根据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来还原梁湘1981年3月来深任职至1986年5月22日离任的这段历史。
我来深圳虽然不算太迟（1992年7月1日正式入职深圳商报，前几天已满30年），但是毕竟错过了特区初创时期那段敢闯敢试、激情燃烧的岁月。年来我喜欢搜集那个时期的书刊文献，采访当时的人与事。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深圳为什么是深圳，很多答案写在了那个年代的天空上。多年来每逢遭遇种种困扰、迷茫，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年为什么要来深圳？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也早已清清楚楚地写在那个年代特区的大街小巷中。此刻，阅读邹旭东先生的这部书，又成为我“寻找答案”的一段新的旅程。
生活在深圳这样一座无时无刻不在刷新面貌的都市中，培养并保持一种“历史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否则，跨越千山万水而来，本来已经背井离乡，又无“历史感”来“重新启动”精神中的“应用程序”，以不断校正你出发时确立的方向，一个如你如我这样的新移民，会很容易搞丢“工具箱”中的“杀毒软件”，以致不时面临“死机”威胁，最终任凭当年的一腔热血随风而逝，乃至“黑屏”了事。【天呐，好多年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句子了，可见词少话多，搞得句子不堪重负】
下面该写什么呢？似乎跑题了。奧，对，《梁湘在深圳》！邹旭东在自序中引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话说，“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我相信自己胸中熔化掉历史资料后，得到的就是“历史感”了。我们常常听见人们抱怨深圳城市历史短暂、史料缺乏，而这些抱怨者往往又不肯把自己的亲见、亲历、亲闻写出来，那你究竟要让深圳怎么样呢？难道就看着深圳只拥有那种书店里常见的所谓“宏大叙事”？
我因此加倍佩服邹旭东的责任心、使命感与感恩之情。他说他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要赶在头脑清醒时把自己熟悉的那段历史写出来，对远去的逝者，对特区第一代拓荒牛，都是一个交代。难得的是他确实很清醒，他知道靠个人记忆未必能还原全貌，但起码可以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今天我读了第一章“城市奠基”的部分章节，又读了第六章“离任”。在“梁湘离职”一节，邹旭东以几乎三页的篇幅，收录了梁湘的离职讲话。全文用楷体字印出，可见有确定出处。这是一篇让人尊敬、佩服、感慨与动容的讲话，也是深圳特区创业史上的宝贵文献。读完全篇，热泪盈眶之馀，我也顺便解开了两个疑团。
其一，2009年挚友姜威编选《深圳读本》时所选《请把我埋在梧桐山》一篇，原来就节选自这篇讲话。那篇节选标注了日期（1896年5月22日上午），但未表明讲话场景与地点。多年后我想究根问底时，惜姜威已逝，一时不知从何问起了。读了《梁湘在深圳》，场景疑团烟消云散。
其二，在5月22日的大会讲话中，梁湘是否引用过聂鲁达的著名诗句以表达自己对深圳的爱呢？——聂鲁达诗云：“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深圳读本》中的《请把我埋在梧桐山》，正是以此诗句结尾。记得当年姜威在酒桌上说到此文，慷慨激昂，语声哽咽，满座短暂静默之后，奋然举杯，齐干为敬。
有些影视作品，虽然未实标讲话者身份，但演员会声情并茂地朗诵聂鲁达的诗句，观众立刻也就明白演员所饰角色为谁。不过，也不断有人纠正说，梁湘现场讲话并未引用聂鲁达的诗。
根据这本《梁湘在深圳》，1986年5月22日，梁湘在市委六楼礼堂发表离职讲话时，确实没有引用聂鲁达的诗。是邹旭东全文照录梁湘讲话后，紧接着发表感慨说：“梁湘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如智利大诗人聂鲁达这样一段诗：……”
估计邹旭东的这段记述在各种媒介流传已久，大家传来传去，干脆就把邹旭东借来印证梁湘心情的诗句，当成了梁湘自己借以表明心迹的“诗证”。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是，也算不上什么“错误”。聂鲁达的诗句确实契合当时梁湘书记的心情。其实，他讲话原文的结尾已经够震撼、够动人了。他说：“……在我未去之前，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据邹旭东书中所记，当年梁湘说到“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时，刚刚接任深圳市委书记职务的李灏插了一句话。这句话括在正文的括号里，李灏说的是——
“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多谢坤德政委赠书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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