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爷爷印象不深，或者说没有什么印象。他老人家去世时我才三岁。和他真人相比，我对他的名字印象更深。每年春节祭拜列祖列宗时，我总能在“主子”上读到他的名字。那是个比“家谱”中所有先祖名讳更具晚清时代特色的名字——胡梦华。
一九七几年的某个傍晚，我和小伙伴玩罢捉特务游戏回家吃饭，忽然想起要问问父亲我手中这螺号的来历。
父亲说，那不叫螺号，叫……（我已经说过，如今我实在想不起父亲说的螺号“别称”了。）
我们都叫它螺号，电影上也叫它螺号，这是集合民兵抓特务用的。我说。
父亲一边在我用过的作业本上撕下一条，悠哉悠哉地卷旱烟，一边拉长声调学了我一句：抓特务——。然后划根火柴点着烟，说，咱家这螺号可不是抓特务的，是你爷爷当年卖馍馍时用的。一吹号，都知道胡官屯卖馍馍的老胡来了。
我在说抓特务，父亲却说爷爷卖馍馍，这岂不让螺号的革命武器风采黯然失色？我爷爷也太不革命了。
父亲又说，你记得你爷爷吧，你一两岁的时候，你爷爷抱着你在胡同口玩，逢人就说，看看俺们家这胖小子，长得和水娃娃一样。
我既想不起爷爷的样子，也想象不出水娃娃是什么样子。我还是愿意了解螺号的历史。
那咱们家螺号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
那谁知道。父亲说，卖馍馍的都吹这个。
这两天我在“夜书房”公号写螺号，想起爷爷和父亲，想起小时候的种种，没法不感慨。小时候听见别的孩子张口“爷爷”，闭口“奶奶”，我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得到过来自爷爷奶奶的关爱。奶奶去世更早，我根本没有见过。爷爷卖馍馍的故事，都是后来从父母或哥哥们那里三言两语听来的。说是祖父辈兄弟三人，各自操持一份家业，我爷爷负责卖馍馍。他揉面功夫好，馍馍格外筋到。他揉的馍馍个头大小一样，一个二两，只多不少。他卖馍馍不用秤，你要一斤，他抓给你五个，然后再送你一个。你若不相信，要求上秤称一下，爷爷就会不高兴。他会把送你的那个馍馍要回来，然后撵你去别处称重，若分量不够，不收钱，全送给你。爷爷的信誉，就是这样于螺号声声中建立起来。
土改时，因为有馍馍生意，家里的日子大概过得不坏，所以评定阶级成分时，我们家定的是“中农”。中农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只能算团结力量吧，因此有一年小学发菱形塑料“红小兵”袖章，都没有我的份。
可是，我有革命武器。我曾经有一杆红缨枪，枪头锈迹斑斑，完全失去了杀伤力，自制的红缨也太不像：是把麻绳打散，然后染上红墨水。平日里还有几分“英姿”，一见风雨，就全露馅儿了。
我又有螺号！虽然这是我那“非贫下中农”的爷爷卖馍馍用的，可是，握在我这“非正式红小兵”手里，照样能让阶级敌人狗特务闻风丧胆，屁滚尿流！最起码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平衡一些。
我曾经想在螺号上系上一块红绸子，那样会显得红旗飘飘，威风凛凛。可是，去哪里找红绸子？那时粗布衣服我都没几件新的，还红绸子！
后来我离家到衡水上学，从此就没见过那只螺号。它现在在哪里呢？是埋在了祖宅已经坍塌的房子里了吗？还是让人捡走又去卖馍馍了？终是不得而知。说实话，1980年代，我忙着读书与工作，回家探望父母或过节过年时，都没有想起过那只螺号。它似乎悄悄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或者说，我早已在不经意间将它忘掉了。
几十年后，再想起螺号，我竟然有些思念，很想能马上将其握在手中，再度将它吹响。我很想召唤出它的呜呜声，再次给自己胆量与信心。那毕竟是我儿时所拥有的唯一一件与海洋有关联的东西，现在则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记忆，甚至连它的“诨名”都已忘得一干二净。
我昨天说过我在兄弟姐妹群里问螺号的土名，二哥和姐姐都说不知道，大哥没有回消息。我的公号文章发出后，大哥的回复来了。他说，可能是叫“呜呜”（第二个呜读轻声）。早晨听到螺号声，人们就说，卖馍馍的来了，听，吹呜呜哩！咱家除那个螺号外，还有两个（都用于卖馍馍吹号），一个是用弯曲的铁管做成，一个是用牛角做成，就直接叫它个牛角（方言读jia）。
大哥说得是对的。有两位朋友在留言区贡献见闻，证实了在我们县里螺号不叫螺号叫“吹呜呜”。
孙传勇先生说，原来见过卖馒头的吹过，土话叫“吹呜呜”，也叫“大硌喇号”。
张进良先生说，我们老家叫“吹呜呜”，卖卷子用的。后来不好找这东西，改吹塑料管了。
吹呜呜！有趣倒是有趣，可是，此名一出，还如何革命啊！听着不像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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