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晶报头版。来深圳商报报到之前，我已经选定了想去的部门：文艺部。我已去北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查阅过商报版面，发现不仅每周有“雅园”副刊，周末还有四开的“星期刊”，其中有“读书”版。这就对了。那时的商报还是周二报，正在复刊之后的成长期。
我一直向往报纸副刊，这一兴趣的养成要追溯到我在我们村里茁壮成长的日子。我们那个村，河北省故城县军屯镇（当年叫“公社”）胡官屯村（当年叫“大队），1970年代都是要订好几份报纸的。我记得大队部里订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北日报》《衡水日报》，小学校订的则是《光明日报》《文汇报》。每天下午或晚上，报纸会送到村里的“代销点。我家离代销点不过几步之遥，所以那摞报纸常常是我先乱翻一遍。每张报纸都不厚，都是四个版，1977年以后《人民日报》才每天增加一个单张（两个版）。所有报纸的要闻版我都没有兴趣，唯有副刊版，我会格外注意。现在想来，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定位成报纸的副刊读者了。这大概受我大哥影响。他是中学老师，也是文学青年，最喜欢的创作形式是写歌词。他常常到处投稿，当然也常常收到退稿。我因此知道了投稿的规矩，比如要用复写纸抄写，稿件装入信封后不用贴邮票，只在右上角贴邮票处剪个口，写上“邮资总付”即可。
我记得当年《人民日报》的副刊叫“战地”，后来又改成“大地”。我还记得《衡水日报》的副刊叫“滏阳花”。《文汇报》的副刊当时叫不叫“笔会”我忘了，但是小说《伤痕》、话剧《于无声处》我都是在《文汇报》先读到的。我当时也偷偷写过几句诗或者几行小品文，偷偷寄出去，然后天天盯着各报副刊，唯恐错过了登载我大作的版面。当然，我想多了，有我名字的副刊是不可能错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几年后，1982年，我竟然就到《衡水日报》政文科上班了，而副刊版“滏阳花”就由这个部门编辑。我在政文科编“祝您健康”之类的版面，跑妇联、共青团、军分区、科协等部门的新闻。前不久刚刚去世的李晓岚，那时就是“滏阳花”编辑，而政文科主管副刊编务的，是副科长王奎申。我离“滏阳花”如此之近，但是却不好意思给副刊投稿。我已经知道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差距太大。朦胧诗我竟然真的读不懂，更不敢写。有一次鼓起勇气写了篇散文交王科长批评。王科长说，你的文字水平算是不错了，文从字顺，顺溜，不疙瘩，但是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散文。
这真是情何以堪啊！从此博览各类散文，从三毛到席慕容，从孙犁到汪曾祺，从黄裳到周作人，从徐志摩到郁达夫到余光中，直到读到董桥，我才发现自己喜欢的散文是什么路数，但仍然说不清什么叫散文。我只好承认自己写了几十年，仍然不会写散文。
考上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后，导师汤世英先生问我的研究兴趣，我说：“文艺新闻。”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准备毕业后到报社的文艺部工作，我喜欢副刊。读研期间导师让我参与蓝鸿文先生主编的一本新闻写作教材的编写，我写的那一章正是“文艺新闻的采访与写作”。
1992年，深圳商报社还在振华路的兰光大厦十楼办公。报到后第三天，总编辑高兴烈找我谈话。关于工作安排，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去文艺部编副刊。他一愣，目光从桌面文件上移到我脸上，笑了一下。他的意思是我编副刊不够格？我赶紧解释，我读研时专业方向是文艺新闻，硕士论文写的是《专访文体论》。高总说，我们的报纸是商报，是经济报，工交部更缺人，先去跑经济吧。
从此编“外引内联”版，跑各地来深招商活动的新闻，写外资来深、“深资”北上之类的稿子。直到1995年夏秋之交，报社要创办系列周刊，我主动要求创办一个文化周刊。于是我才成了“文化广场”周刊的创刊主编。此时距我偷偷给副刊投稿的日子，时间已过去近二十年。而1995年至今，又二十八年过去了。报纸上许多的副刊不见了；不仅如此，许多的报纸也都不见了。
以下为今日《晶报》部分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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