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很喜欢用“爱书人”这个称呼,既用于自称,也用于称人。自称时,“爱书人”是他在一堆耀眼光环中坚守的自我身份认同;称人时,则是寻找与希冀:寻找可以对话的“爱书人”,希冀“爱书人”越多越好。1999年12月他在北京新东方学校给《书之爱》初版写序时,就宣称“痴迷的书之爱”才会让他的思想永不干涸。然后,他就喊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我爱书,故我在。”那时他还年轻,正担任着北京新东方的常务副校长。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现在主持着“东方甄选”大业,当年的副校长徐小平则和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风风火火、分分合合的新东方风光不在,黯然复毅然转型到了直播带货新赛道。说好的多少“不变”,如今都变了,可是对王强而言,他对“爱书人”的执念似乎没变。
2021年疫情中他在香港翻译《破产书商札记》完毕,写后记致谢时,依然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爱书人'(a bookman,既耽于书亦耽于读)”。在他眼中,不仅自己是“爱书人”,这本书也是近百年前一个爱书人的文字,而读者,那些将会掏钱买这本书读的人,也会是他的“爱书者朋友”。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面,这世上每一本行走在书店、书房的《破产书商札记》,都吸引着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名姓虽不同,但犹如一个宗教组织,信众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爱书人”。
所以,王强并不假装自己是在为所有读者翻译《破产书商札记》,他认为他是为“爱书人”而译,连何处加注、注何内容,也全以爱书人的视角定取舍。“说真心话,”他说,“这一译本所寻找的'理想读者’,实在是那些真正的为数不多的'爱书之人’。“
《破产书商札记》的作者威廉·杨·达泠也自称是“不知悔改的爱书者”。他甚至常常以言“立人”或以言“废人”。比如,普林尼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书是绝对糟糕的,开卷总会有益,达泠就将其视为知己,说虽然隔着一千八百多年,但“这人我认识”,说他们俩“对书的感觉颇为一致”。另有一个人说,“告诉我一个人读什么书,我会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人”,达泠听了就不高兴了,说,写出这句话的人,绝非一个爱书之人。读到这里,我心中先有疑惑:这句话不对吗?为什么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是爱书人?待读完此节文字,我方若有所悟:那句话确实有些“决定论”的意思了。还是达泠说得对:
“从人们阅读什么书籍之中得不出任何结论。人并非如此简单地显现出来。人是一个奥秘,而解开这一奥秘的钥匙并没有交给书籍的售卖者……”
人的“奥秘”多多,除了“言不由衷”和“外冷内热”等,另有一个重要“奥秘”,就是人会作假:会情绪造假,会口是心非,会表里不一。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到处发布自己“阅读书单”的人,他们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其实往往并没有读;他们只是认为自己应该读过,或误以为自己已经读过而已。他们不是在谈论读书;他们是在表演读书。
那么,究竟谁是达泠、王强他们言必称扬的“爱书人”?我穿山越岭,来到王强《书蠹牛津销夏记》中,在那篇《没了书,我还会是谁?》里找到了答案。文章说,“爱书人”一词大致涵盖了三个族群:第一类乃旧书商或珍本书商。他们置身书之沧海,过眼书的云烟见识多了,对书不再持“我执”,日思夜想的是四处寻找让书快些漂亮脱手的时机。第二类乃收藏者,他们视聚书如性命,宁可亏待肉身也不能委屈藏品,甚至翻翻书页都担心它会折寿,哪儿还会把它们看作身外之物?与藏品不能同生,又何妨同死。第三类乃严肃的耽读者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令人生畏的“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他们对书的物质形态和价值持“空观”,从文字中汲取纯净精神的“阳光”和“水分”构成了终极乐趣。只有遇到难缠的文字,他们理解力超前的品味才会淋漓尽致地展露无遗。
看来,自称“读书人”容易些,也稳妥些,只要能读书、常读书即可。自称“爱书人”就要慎重了:书之爱,书之爱,这个“爱”字,实在不好轻易出口!那么,您属于上面所列三类中的那一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