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很喜欢用“爱书人”这个称呼，既用于自称，也用于称人。自称时，“爱书人”是他在一堆耀眼光环中坚守的自我身份认同；称人时，则是寻找与希冀：寻找可以对话的“爱书人”，希冀“爱书人”越多越好。1999年12月他在北京新东方学校给《书之爱》初版写序时，就宣称“痴迷的书之爱”才会让他的思想永不干涸。然后，他就喊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我爱书，故我在。”那时他还年轻，正担任着北京新东方的常务副校长。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现在主持着“东方甄选”大业，当年的副校长徐小平则和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风风火火、分分合合的新东方风光不在，黯然复毅然转型到了直播带货新赛道。说好的多少“不变”，如今都变了，可是对王强而言，他对“爱书人”的执念似乎没变。
2021年疫情中他在香港翻译《破产书商札记》完毕，写后记致谢时，依然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爱书人'（a bookman，既耽于书亦耽于读）”。在他眼中，不仅自己是“爱书人”，这本书也是近百年前一个爱书人的文字，而读者，那些将会掏钱买这本书读的人，也会是他的“爱书者朋友”。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面，这世上每一本行走在书店、书房的《破产书商札记》，都吸引着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名姓虽不同，但犹如一个宗教组织，信众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爱书人”。
所以，王强并不假装自己是在为所有读者翻译《破产书商札记》，他认为他是为“爱书人”而译，连何处加注、注何内容，也全以爱书人的视角定取舍。“说真心话，”他说，“这一译本所寻找的'理想读者’，实在是那些真正的为数不多的'爱书之人’。“
《破产书商札记》的作者威廉·杨·达泠也自称是“不知悔改的爱书者”。他甚至常常以言“立人”或以言“废人”。比如，普林尼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书是绝对糟糕的，开卷总会有益，达泠就将其视为知己，说虽然隔着一千八百多年，但“这人我认识”，说他们俩“对书的感觉颇为一致”。另有一个人说，“告诉我一个人读什么书，我会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人”，达泠听了就不高兴了，说，写出这句话的人，绝非一个爱书之人。读到这里，我心中先有疑惑：这句话不对吗？为什么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是爱书人？待读完此节文字，我方若有所悟：那句话确实有些“决定论”的意思了。还是达泠说得对：
“从人们阅读什么书籍之中得不出任何结论。人并非如此简单地显现出来。人是一个奥秘，而解开这一奥秘的钥匙并没有交给书籍的售卖者……”
人的“奥秘”多多，除了“言不由衷”和“外冷内热”等，另有一个重要“奥秘”，就是人会作假：会情绪造假，会口是心非，会表里不一。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到处发布自己“阅读书单”的人，他们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其实往往并没有读；他们只是认为自己应该读过，或误以为自己已经读过而已。他们不是在谈论读书；他们是在表演读书。
那么，究竟谁是达泠、王强他们言必称扬的“爱书人”？我穿山越岭，来到王强《书蠹牛津销夏记》中，在那篇《没了书，我还会是谁？》里找到了答案。文章说，“爱书人”一词大致涵盖了三个族群：第一类乃旧书商或珍本书商。他们置身书之沧海，过眼书的云烟见识多了，对书不再持“我执”，日思夜想的是四处寻找让书快些漂亮脱手的时机。第二类乃收藏者，他们视聚书如性命，宁可亏待肉身也不能委屈藏品，甚至翻翻书页都担心它会折寿，哪儿还会把它们看作身外之物？与藏品不能同生，又何妨同死。第三类乃严肃的耽读者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令人生畏的“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他们对书的物质形态和价值持“空观”，从文字中汲取纯净精神的“阳光”和“水分”构成了终极乐趣。只有遇到难缠的文字，他们理解力超前的品味才会淋漓尽致地展露无遗。
看来，自称“读书人”容易些，也稳妥些，只要能读书、常读书即可。自称“爱书人”就要慎重了：书之爱，书之爱，这个“爱”字，实在不好轻易出口！那么，您属于上面所列三类中的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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