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不仅有“广式月饼”,还有“广式传奇”。
话说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了一个使团来觐见康熙皇帝,向中国示好。他们带来的礼物之一是画珐琅。康熙对使团带来的西方消息不感兴趣,对珐琅却一见钟情,再见更痴迷,传旨:邀“让西洋诸国派画珐琅工匠进宫伺候。
说来也怪,皇帝本来一言九鼎,四海响应,可是懂珐琅工艺的洋人,却迟迟不见人影。
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初十,广东巡抚杨琳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上面写:“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令其制造法蓝金钮,欲连人进呈内廷效力……”
为什么广州有这等能人?原来,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强势反弹,广州借助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最早接触到了像珐琅这样的舶来品。
正如深圳博物馆首席文物鉴定师、二级调研员郭学雷说,在广珐琅的创烧与发展过程中,广州在地域、人才、技术及原料等方面,始终较宫廷占有一定优势;在工艺与装饰方面,也往往得领风气之先。广珐琅的成功,不仅对宫廷珐琅和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发展,均有所帮助,而且引发了广东最负盛名的广彩的产生及在西方的广为流行,进而深刻改变了有清一代中国陶瓷的总体风貌,对中国陶瓷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这番话,我是在一个展览上听郭学雷讲的。这个展览就是刚刚结束的“浑融中西 绚彩华丽——清代广东金属胎画珐琅特展”。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套广彩“玉峰杨琳”款锦地开光花卉纹杯盘,盘与杯的外底,分别摹绘印章式款识“幽斋”与“玉峰杨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外国学者都把这个落款当作彩绘工匠的款识,认为此物是一个玉峰的匠人杨琳所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杨琳是上书康熙皇帝推荐珐琅匠人潘蝽的广东巡抚,而不是什么匠人。这个持续百年的错误,就是郭学雷发现并得以纠正的。
杨琳推荐潘淳进宫,那潘淳有作品传世吗?真有!而且还是郭学雷发现的。这就是出现在展览上的“潘淳指制”款仕女图饰板。那天转到这里,郭馆长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他说,找这件作品首次让世人将潘淳、杨琳、广珐琅等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广珐琅的早期历史脉络。原来大家都没见过潘淳作品实物,后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努力,奇迹般地找到了该作品的藏家。如此,那天我们才有可能边听郭学雷讲解,边细细观赏。
这两块仕女图饰板,体量硕大,颜色艳丽,装饰华美,画法上吸收了同时代宫廷画家的风格,浮雕工艺又是受英国伦敦黑地珐琅工艺影响,集东西方艺术元素于一体,属广珐琅巅峰时期之精品。中央椭圆开光内,一个绘有“二乔教子”图,另一个绘有“昭君出塞”图,左上方均题“内廷供奉珐琅处珐琅匠潘淳指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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