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不仅有“广式月饼”，还有“广式传奇”。
话说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了一个使团来觐见康熙皇帝，向中国示好。他们带来的礼物之一是画珐琅。康熙对使团带来的西方消息不感兴趣，对珐琅却一见钟情，再见更痴迷，传旨：邀“让西洋诸国派画珐琅工匠进宫伺候。
说来也怪，皇帝本来一言九鼎，四海响应，可是懂珐琅工艺的洋人，却迟迟不见人影。
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初十，广东巡抚杨琳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上面写：“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令其制造法蓝金钮，欲连人进呈内廷效力……”
为什么广州有这等能人？原来，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强势反弹，广州借助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最早接触到了像珐琅这样的舶来品。
正如深圳博物馆首席文物鉴定师、二级调研员郭学雷说，在广珐琅的创烧与发展过程中，广州在地域、人才、技术及原料等方面，始终较宫廷占有一定优势；在工艺与装饰方面，也往往得领风气之先。广珐琅的成功，不仅对宫廷珐琅和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发展，均有所帮助，而且引发了广东最负盛名的广彩的产生及在西方的广为流行，进而深刻改变了有清一代中国陶瓷的总体风貌，对中国陶瓷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这番话，我是在一个展览上听郭学雷讲的。这个展览就是刚刚结束的“浑融中西 绚彩华丽——清代广东金属胎画珐琅特展”。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套广彩“玉峰杨琳”款锦地开光花卉纹杯盘，盘与杯的外底，分别摹绘印章式款识“幽斋”与“玉峰杨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外国学者都把这个落款当作彩绘工匠的款识，认为此物是一个玉峰的匠人杨琳所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杨琳是上书康熙皇帝推荐珐琅匠人潘蝽的广东巡抚，而不是什么匠人。这个持续百年的错误，就是郭学雷发现并得以纠正的。
杨琳推荐潘淳进宫，那潘淳有作品传世吗？真有！而且还是郭学雷发现的。这就是出现在展览上的“潘淳指制”款仕女图饰板。那天转到这里，郭馆长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他说，找这件作品首次让世人将潘淳、杨琳、广珐琅等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广珐琅的早期历史脉络。原来大家都没见过潘淳作品实物，后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努力，奇迹般地找到了该作品的藏家。如此，那天我们才有可能边听郭学雷讲解，边细细观赏。
这两块仕女图饰板，体量硕大，颜色艳丽，装饰华美，画法上吸收了同时代宫廷画家的风格，浮雕工艺又是受英国伦敦黑地珐琅工艺影响，集东西方艺术元素于一体，属广珐琅巅峰时期之精品。中央椭圆开光内，一个绘有“二乔教子”图，另一个绘有“昭君出塞”图，左上方均题“内廷供奉珐琅处珐琅匠潘淳指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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