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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2013年12月】
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成上映二十多年了,我久闻其大名而从来没看过。这次因想着要写牯岭街,在网络里搜资料,只见满屏幕说的都是杨德昌的这部电影。我一时好奇,电脑上点开高清视频,没想到一看就是近四个小时。这部片子真长。
我之听闻牯岭街的名头,不是因为电影,而是缘起旧书。2003年秋天,“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轮到在台北开,我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是以获得了难得的登岛机会。我不知什么时候听谁说起过牯岭街,说和北京的琉璃厂、日本的神保町和伦敦的查令十字路一样,是有名的旧书街。出发前我在网上查资料,一下就搜到一篇傅月庵的《台北旧书街沧桑》。文章说,牯岭街一带原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宿舍区,军司令、高等文官都散居于此。二次大战后,日人因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出售,市集隐然成形。国民政府来台,这一带又住了许多军公教人员,他们也散书,也买书,牯岭街及相邻街道于是处处有人设摊开店,鼎盛期聚集了一百多家摊商,有店面者亦达二十余家。众书商相濡以沫,聚摊成市,“牯岭街”几乎成了“旧书摊”的代名词。不过——
“1974年3月,台北市政府为了整顿市容,拓宽马路,将牯岭街旧书摊移到八德路台北工专旁的光华商场。地点的转移,似乎也打乱了风水。自此,揉合东京神保町跟北京琉璃厂气味的牯岭街旧书摊走入了历史,台北旧书街换了一个新面貌,再也回不去了。”
四城文化交流会的会期不长,我们在台北只停留三天,然后就要南下台中与高雄。眼看要和牯岭街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就向台北会议主办方请了半天假,想独自去牯岭街探探旧书街的虚实。台北朋友问,你是为了杨德昌的电影才要去牯岭街的?我说,杨德昌是谁?我想去看看旧书。朋友说,书摊都搬去光华商场了呀;不过,好像有几个店面还开着。我说,那就好,我先去牯岭街,再去光华商场。
下了出租车,我看了看街边的路牌,没错,是牯岭街。可是,真的不再是书店相对、书摊相连、书人相见欢的旧书街了,真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了。站在街边,我不禁暗自嗟叹,遂想起越剧《红楼梦》中“哭灵”一场宝玉的那句著名台词:“我来迟了!”
街两旁都是店铺,虽招牌林立,却难得见到一个“书”字。逛了松林、易林,收获不大,只找到桂冠图书公司1980年印行的两卷本《殷海光先生文集》,和1999年格林版纸函套精装《城南旧事》关维兴插图版。正要摇头离开,见街对面一间小门脸的门额上闪耀着两个黑色大字:“旧书”。我几步跨到“旧书”字下,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旧书长廊。从门外望进去,书廊深深,灯光暗暗。一条窄窄的过道两旁,皆是一架挨一架的旧书。我试探着走进去,未及看清这书店的格局,就听到书廊尽头传来聊天声。两人声音一高一低,高音一方,简直声振屋瓦,低声的那位,又低得几乎听不见。说是两人聊天,听起来像一人讲演。我很惊讶。我非惊讶于在这店小人静的午后,那高音显得异常洪亮,而是惊讶于那高音却是乡音,一声一调都熟悉,都亲切。我暂停翻书,静静听那高音流淌,细细辨认方位。嗯,应该是河南人,口音和豫剧《朝阳沟》里栓宝的腔调很像。我又默默打量了几眼高音的“发源地”:是一位老人,瘦而高,腰板挺直,短发灰白,面部线条硬朗,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理书收款,动作干脆利索。原来是书店的老板。他该是1949年来台的老兵吧,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家乡口音一丝不变,举手投足仍有军人风范。正如此猜测着,老先生手拿几本书走了过来,见我立在一边,手足有几分拘谨,就说:“随便看随便翻。那边有小板凳,可以坐下歇歇。这旧书脏,小心你那手,一会儿就黑了。”
“谢谢。”我紧接着问,“您是河南人?”
“你咋知道哩?”老先生一脸灿烂的笑,好像说中他的籍贯就等于给他报了一个喜。
“一听就知道,”我说,“咱也算老乡。”
“你是河南哪个地方的?”他兴致大为提高。
“我老家河北,”我答道,“河南河北紧挨着。”
“对对对。”他笑了,一边走回收银台,拿了一张名片递给我。我这才知道,这家店叫“人文书舍”,老板叫张银昌。名片上紧接他名字后面印的是籍贯——河南舞阳。
他又要忙着去招呼刚进店的老相识,临转身他拉我拐进一个过道,用手指着一间阁楼说:“那上面还有书,都是史料一类,感兴趣你自己去翻,我不陪你了。”
我挑了唐德刚的几种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初版集子,也挑了一些民国史料。结账路上一抬头看见横梁上挂着一排旧杂志,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自由中国》。我心脏扑通了几下,说明果然动了心。我问张老板这套杂志齐不齐。“现在凑不齐。”他说,“我卖过很多整套的了。你留个地址电话,我慢慢给你配齐。”《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于1949年11月创办的政论杂志半月刊,以批评国民党政府闻名,曾连续发表社论直指蒋介石一党独大,为所欲为;又发文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胡适那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著名主张,也是这一时期在《自由中国》撰文提出的。1960年,杂志又提倡组建反对党,还真刀实枪做了起来,终于惹怒当局,雷震被捕,《自由中国》亦遭停刊。
付完书款,和张银昌先生告别。“等等。”他忽然转身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杂志,说,“这一本送你。”我一看,竟是一期《自由中国》,1956年的。
雷震被捕后不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也被捕了。电影里没有出现《自由中国》,书摊倒是出现了一次。在那个镜头里,小明嘴里一声声喊着“小四”,在成排成列的书摊中东张西望,寻找那位她刚认识不久的小男生。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小四因爱成恨,把小明杀了。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那时台北风雨如晦,牯岭街却因为旧书而有了另一番热闹。1966年,河南籍退伍军官张银昌从北投来到牯岭街,集资办起一家“人文书舍”。这家书店今天还在牯岭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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