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阳光很好，去新媒体大厦旁边的小街走走。
确实是小街，不宽，双向两车道而已。街虽小，却有些年头儿了，至少1994年我随商报迁到此地办公时就有了。当时街边刚刚栽上树苗不久，烈日下手搭凉棚望出去，街两旁没有树荫，没有高楼，没有几个行人。二十几年过去，景象当然不同了。（见下图。）没想到二十多年树苗能长这么大。
走在小街上，忽然忘了街名。折回路口找路牌，未遂，只有地铁站牌。上网一查，才确认小街叫景田东街。
小街今日景致二十多年前都不存在，唯有一个例外，是那家客家饭馆。
还是那个地方，还叫那个名字，还是当年的风味，这让我没想到。按“深圳算法”，二十多年的饭店可以称之为“百年老店”了。按深圳前些年的发展速度，一年可顶普通城市五年吧。有这家饭馆在，我和这条小街的故事就不是虚构的，回忆就有路标。
我停在一个高高的台阶前，左看看，右看看。
南面过来两位同事，问我何以伫立在此。我说，许多年前，爬上这些台阶，进入大门，便是一家“书城”。进门右转，然后前行数十米，可见一个旧书摊。一个很有意思的旧书摊。忽然而来，忽然消失，不知何所来，不知何所去。
两位同事茫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回忆。
我在记忆中搜寻那个旧书商。模模糊糊中，苍苍莽莽间，哪里还有他的踪影。
其实当年我就对他印象不深。我和他只打过一个照面，说了没几句话。他长什么样我忘了，说话的声音也全无记忆。可是，当年我曾断定，他正在做着一件有意思的事。他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全靠他自己的造化和本事和眼光。我想打一个赌，赌他输或赌他赢，不过考虑到他无论输赢对我都没什么好处，也就没了赌的兴趣。
我没问过他叫什么，他更不知道我是谁，可是我觉得那时他在深圳的出现是件有意思的事。
那年上海的陈子善先生来了深圳，我陪他来报社附近的这家“书城”逛逛，好消磨掉忽然多出来的一个多小时。子善老师小声对我说，这里的旧书摊有点好东西，就是价格贵得离谱。
我说这里哪里有什么旧书摊啊？你的近视眼镜是不是丢了？他说那不就在那边你这家伙怎么搞的对不对？
果然有一个旧书摊，这让我大大地吃了一大惊。不是吃惊旧书摊的出现，而是吃惊旧书摊出现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六步化作八步赶过去，故作镇静地看了看玻璃柜里陈列的书，又看了看书架上的书。差不多都是民国版本，即所谓“老平装”，“老版本”，胡适的鲁迅的阿英的契诃夫的等等。是那种封面。是那种颜色。是那种味道。是那种古古旧旧破破烂烂的样子。
我有点愤怒了。价格确实贵得离谱。一套版本、品相都不怎么样的四册《胡适文存》竟然标价4000元！卞之琳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薄薄的小册子，竟然要卖200元。欺人太甚，对不对！子善老师说书品比这里还好的《胡适文存》上海不过七八百元。不过旧书就是这样，人家可以标价，你也可以谈价，觉得不合适不买就是了对不对？
那我就找老板谈价。服务员说老板去北京进书了，“老板很少在摊上守着，他要到处跑，去进书。”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老板正好在。我说你这书的价格比北京贵三倍。他笑了笑，继续整理新到的书。我问价格可不可以谈，他说现在老版本书收藏正在升温，有些书，收的时候价格就很贵了。他说玻璃柜里的书，标的价格是贵了点，因为本来没怎么打算卖，是摆在那里做广告的，好让顾客知道我这里有好东西。
这不能说没道理，很多旧书店都这么干。看来老板是懂行的。我终究没在那里买什么书，价格确实不合适。
当时我曾经想：旧书商终于开始闯深圳了，“老版本”书竟然以收藏者为对象来深圳寻找买主了，这是件有意思的事。这样的旧书商不同于新书店附带卖特价书的老板。这些人是到处去收“老版本”，然后运到深圳谋求好价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旧书商。这是有时候比新书店老板更可气可恨的人。深圳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深圳早就到了容纳一点“旧东西”的时候了。
二十多年过去，深圳没有如我预料般出现多少旧书商。深圳容纳“旧东西”的容量仍然极其有限。小街上的那个“书城”什么时候倒闭的我都不知道，那个旧书摊、那位旧书商如今又在哪里呢？我断定早不在深圳了。
还好，小街还在，街旁的榕树还在，客家风味的饭馆还在。
记忆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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