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人姜威1991年从哈尔滨闯到深圳，辗转进了深圳商报社做了一名记者。他文字功底好，写稿子做标题常常华丽典雅乃至花里胡哨。他写过一篇“市领导慰问执勤交通干警”的稿子，引题即是“十字街头沐风雨，红绿灯下写春秋”，虽然对仗有谱，难免空洞无物。写篇报道深圳企业在哈尔滨经营业绩的稿子，他也忍不住要对仗工稳，下笔就是“打入苏东，特区驻外诸侯祭出法宝；优势互补，深圳在哈企业站稳脚跟”。
所谓“技痒难耐”，大概可用来描述姜威编采新闻稿件时华词丽句为什么会溢出弊端。绝技在身却派不上用场，一时技痒，忍它不住，只好在标题导语上恣意涂抹。到了1992年开年，他终于忍不下去了，于是一脚踏入他最熟悉的文化领域，先写文章批评深圳没有大书城；到了2月15日，读书随笔又开始亮相，且一出手即是谈论周作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或者阅读周作人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哪里像现在，《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散文类编》《知堂自编文集》到处都是，更不用说各类选本各种纪念版了。据我查阅资料库所得，在深圳报纸上专文谈论周作人及周作人研究者，姜威算得上是第一人。
他的这篇文章题为《“请到寒斋吃苦茶”》。他说，周作人曾长期尘封于历史之外，如今终于重新在当代文化视野中独树高标，形成了一个人言人殊的学术焦点，一个聚讼纷纭的热门话题，“这种现象及其涵纳其间的现实历史意味，是颇值得深长思之的。”
然后他就开始自曝“私人阅读史”了——
“首开其端的是岳麓书社，由钟叔河先生主持，于八十年代中期起陆续推出知堂全集，标志着苦雨斋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中的复活。继之，舒芜的《周作人概观》张大其势，显示了周作人研究的辉煌实绩。……真正把知堂研究推向高潮的，是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和《周作人论》。前者偏重叙述性，后者侧重评论性，互补生发，诗情理趣相得益彰。”
但是，他对这些著作并不满意，觉得它们都“留下不少的遗憾”。他倒也谦虚，称自己是“欲窥苦雨斋堂奥而尚未得门径者”。他说他愿意“尊从这位文豪的招请：'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他对周作人的推崇，后来不仅体现在他读书随笔的句式章法上，也体现在他毛笔练字的风格上，更体现在他对出版周作人文集居功至伟的钟叔河先生的推崇上。他很早就和钟先生联系，1995年还专门去长沙登门拜访。记得那个晚上，他从长沙打来电话，说正在钟叔河先生家聊天，我叹声不绝，言谈间一派“羡慕嫉妒恨”风光。我也是自1980年代陆续买了不少岳麓版周作人散文集；更奇妙者，1991年我竟然在石家庄买到十卷本钟叔河编精装“走向世界”丛书。记得有次姜威轻描淡写地说，你那套“走向世界”，有位朋友想要，多少钱卖？我立刻识破他的诡计，“是你想要吧？”我哈哈大笑，“不卖！”他终于演不下去，只好嘿嘿两声，自嘲几句“演砸了演砸了”收场了事。电话里他竟然说他就在钟家，明摆着是“复仇”来了😄😄。
更有一事：他当晚给我设下一个小骗局，一两年之后真相才大白。
那夜他在电话里继续报告消息。“你猜猜，”他笑着说，“还有谁在这里？”
我表示懒得猜。
“不猜算，猜也猜不着。对不对！”他这“对不对”一出口，我就知道他又喝高了。“余秋雨！”他压低嗓音却又用力地说。
这又把我惊了一下。当时我正迷《文化苦旅》，天天“文化散文”不离口，还写了一篇《天上飘着余秋雨》，表达我对《文化苦旅》的赞美之情。
“你等着！”姜威说，“我把余老师叫过来，你和他说几句话。”
我哪里敢啊！“别别别”，我心情紧张，连忙阻止。无奈电话那头没有了讲话声，脚步声倒清晰。我这里手握听筒，不知该马上挂，还是该继续等。
姜威的声音终于又出现了。“余老师正和钟先生聊天呢，不和你说话了。”姜威边说边嘻嘻笑个不停，“余老师让我转告你，你那篇天上飘啊飘啊飘着余秋雨，写得不错。”
放下电话，我惊魂难定：“不会吧！余秋雨会表扬我文章写得不错？”半信半疑间，免不了一番辗转反侧。
过了一段时间，我即有机会认识了余老师。我很想让余老师说说我的那篇文章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余老师微笑着问我：“什么天上飘着余秋雨？我没看过！”
我一惊，又说：“前些日子你们在长沙钟叔河先生家聊得很开心吧。”
“大侠，这是谁告诉你的？”余秋雨说，“我从来没有去钟叔河先生家里摆拜访过啊。”
我后来也没兴趣再去姜威那里求证什么了。他一定是又喝多了。当然，我也想太多了。哈哈😄
姜威去世一晃十年。现在想再开几次这样的玩笑，岂可得哉！岂可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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