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六深圳将再次谈论刘大任。活字文化新印了他三十多年前的小说，黄子平老师会专程从珠海赶过来，和我们一起重温大任先生的作品。
上次深圳密集出现“刘大任”这个名字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次我也请来了黄子平，还有北京的李昕、天津的张莉和上海的周立民。当时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新出版了刘大任的几个集子，大家都以欣喜的心情和感慨万端的语气谈论刘大任小说之“迟到的归来”。转眼五年过去，我们在深圳又和刘大任“相遇”。
刘大任和深圳的缘分不能说“浅”。上次来深圳时他对记者说，现在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无法相信，我成年后回中国，第一次是1974年。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尽量争取回国看看。《晚风习习》和《细雨霏霏》的写作，全部根据我1987年以前的回国经验，那是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开始推广的年代，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像文中提到的某个内陆省份的一级公路上，还有农民晒谷子、耕牛睡懒觉的现象，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就是这次回国，他第一次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说，1974年，我第一次到达深圳，晚上进城闲逛，街上行人寥落，路灯大概只有十五支光，街道上的小商铺，货品之简单、粗糙，令人吃惊，因为只有一些毛巾、牙膏、肥皂、脸盆、水壶等日用品。
现在的深圳人，当然无法想象。
我们要感谢刘大任。因为他的描述，37年前的深圳忽然有一角亮了起来。尽管依然黯淡，尽管非常黑白，毕竟有了影子在晃动。
1986年12月30日，《深圳特区报》登载了一篇《访美感受》。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好不容易出一次国，看见什么都是新鲜的，回来后赶紧把见闻写下来，连题目都不用费心琢磨，大家看见“出国感受”字眼儿就会争着阅读，一探域外究竟。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这次访美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一些居住在海外的台湾作家仍然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都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他说应加强海外研究人员和作家之间的直接交流。他举了刘大任为例：
“刘大任先生告诉我，六十年代，他与陈映真是台湾《剧场》和《文学季刊》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我说为什么从未在台湾的文学资料中看到过呢？他说，1974年回大陆后我世界观有了变化，与陈映真发生了分歧，他们当然不会在文学资料中提到我的名字了。”
这是深圳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大任的名字。当时的读者读了刘大任的上述表示，不会明白他在讲什么。
这次北京活字文化重印了刘大任的《浮游群落》。其实，这部作品的名字，1987年2月19日的《深圳特区报》就提到过了，只是34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读到大陆版。虽然说书籍自有其命运，但这命运有时也太难以琢磨了。
是香港的李欧梵教授44年前在深圳报纸上提到了《浮游群落》。他说，“刘大任的《浮游群落》，我认为是一本极重要的小说，本来想写一篇有点内容的介绍文章，作为该书的后记，但至今怀胎已近两年，
还是没有生产，而时限早已过了，奈何？在此要向作者致歉。”
上面几次提到刘大任1974年的大陆之行，那次他经由深圳，去了很多地方，其中之一是西湖。说来真是神奇，我就是2011年在《中国时报》上读了刘大任的“枯山水”系列之“西湖”，才着手安排责编汪小玲联络上远在美国的刘大任先生，给他在《晶报》“人文正刊”开了专栏。他的小说作品从此正式登陆，“刘大任集”的策划出版也在那时埋下了伏笔。
那篇《西湖》，说的正是1974年的事，开头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
事情都从西湖开始。
那是尼克松访华后的年代，“文革”已近尾声但海内外却很少人察觉的年代。因缘
凑巧，我跟翔和在杭州的华侨饭店不期而遇。那个年代，获准回大陆探亲的海外华侨，人数不多，台湾出身的，就更屈指可数了，而我们两个，差不多二十年没有任何来往，却在同一天到了西湖，又在湖滨的饭店餐厅里面，碰见了。
若不是翔和发脾气，跟服务员吵架，我想，那天我未必就敢认他。他正在火头上，当然也不会注意我。彼此的脸型也许改变不大，身材早已不是当年成功岭时代的模样，但他虽然变成了个矮胖子，吵起
架来，指手画脚、口沫横飞的态势，仍不减当年。我于是大着胆子，试探：
“是翔和吗？三连二排一班十一号？”
半天没有动静，我以为自己认错人了，有点尴尬，吵架的场面倒因此冷了。
那男子还在继续攻击。
“什么态度，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面色紧绷的女服务员，一面退回厨房，一面回嘴。
“不吃拉倒，八点关门，什么都没了。”
接着，老朋友的口吻，让我从多少有些犹豫，立刻变成惊喜。
“二号？你这些年，死哪儿去啦！”
那天晚上，我们在“楼外楼”喝了个痛快……
后面的故事愈出愈奇，想看的话，去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枯山水》吧😄😄😄
星期六下午三点，宝安壹方城覔书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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