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写《好人》】
我是1982年农历春节过后正月十六去衡水日报报到的。公历是几月几号?不记得了。刚刚去网上万年历查核,原来是2月9日。
那万年历上还写着,这一天,宜出行,宜旅游,宜赴任,宜祭祀,宜沐浴,馀事勿取。
现在才知道,四十年前我重回衡水的那天,原来是个好日子。
其实不用事后查万年历,那年那月那日我已经知道这天是个好日子。
离开衡水去乡下中学当老师半年多了。其间我曾回衡水一趟,谋求调回城里,幻想成家立业。我也曾冒昧登门拜访当时在地区招办工作的同乡王宝军,求他指点回衡水的门径。他的太太是教我中学数学的藤老师的胞妹。他夫妇二人留我吃饭,非常热情。无奈调动一事,他们爱莫能助。
那天夜里我在新华路上来回“散步”,很有些自哀自怜的情绪,感叹城乡形同天壤,鸿沟难通;人一出校门,竟致无路可回。尽管我不懂,但是我愿意学习去求人,学习去送礼,去练习并联系传说中的“走后门”。可是,前路正如夜间昏昏暗暗、坑洼不平的新华路,我既不明行进方向,视野内亦无指路明灯。我不懂该怎么做。我认真发愁。却一筹莫展。我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局面,想不出一点应对的办法。于是只好懵懵懂懂而来,灰灰溜溜而去。汽车站里独自登上开往郑口的公共汽车,默默挥别窗外送行的人,我其实心里已经知道:有一扇门正在徐徐关上,吱吱呀呀的声音隐约可闻,我挡不住,干着急,唯有说服自己后退之前争取门外站立的时间长一些,希望那“咣当”的关门声,我听到的迟些,再迟些。
中秋节,“咣当”声传来。从此在建国中学我更加兢兢业业讲好每一堂课,心里同时酝酿着多少计划,其中一条是每天读书一百页。还写小说,写散文,到处投稿,无人刊登。我只希望早早忘掉衡水,准备再次高考,重新开始。
谁知这“遗忘工程”即将成功之时,突然天上掉下个商调函,我竟然要去衡水日报社上班了!尽管所谓“职工教育”内情不知,毕竟我重返了新华路。1982年,我走在正月十六的新华路上,心里不免又得意又困惑。所得意者,命运轮盘竟然反转,我未能免俗,堕入了“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之局;所困惑者,这无常的命运,究竟想告诫我什么呢?想昭示我哪一条人生道理呢?师范两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非要让我经历这样一番悲喜交加的折腾?
报到那天我出汽车站,先走一段站前街,后右转步入红旗大街,过红旗商场,过新华书店,过红旗影剧院,然后,就走到了新华路口。
右拐进入新华路,走到衡水师范学校门口时,我停住了。
我站在学校大门前的空地上,透过栅栏式铁门望进去。右手是教工楼,一楼的西部是图书馆,馆门开在西南角。我仿佛看到自己一次次跑去借书的身影。两年间我读的中外名著,都出自那里。我读了《九三年》《红与黑》《堂吉诃德》《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自己手头拮据,上学期间只买了伏尔泰的《老实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少数几种。最可笑的,是竟然喜欢买和读“青年修养读物”,什么《家庭·婚姻·爱情》,还有《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书上的答案全是错的,正确的答案是——“失去的爱情最美好”。
往左看,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学楼了。说是“楼”,也才两层而已。不过,楼由青砖建成,楼道宽阔,教室高大,是理想年代的“遗存”。我仿佛看见两年前的我,在两层楼之间蹦蹦跳跳,无忧无虑。而该学好的课程,一门也没学好。譬如数学,我高考时数学只得8分,得知师范课程中还有高中数学时,我懊恼不已,大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之势。我没有好好听过一次数学课。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听懂过一次数学课。师范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郝,人亦如其姓氏的读音,很好。他不止一次劝我好好学数学,说学好数学对你将来有大用处。我听不进去。毕业考试时我和前桌女同学先说好,求她考数学时头多向左歪一点,以方便我隔空抄写她的试卷。她满口答应,我也就一心指望她的脑袋辛苦一点,给我的视线留足窥视的道路。结果考试时这姐姐正襟危坐,把试卷挡了个严严实实,我手足无措,又无备选方案,只好枯坐考场,心里不停诅咒世风不古,人心大坏,同班同学,背信弃义。好不容易熬到大家纷纷交卷,我突然横下一条心,以“一不做,二不休”的大无畏精神,冲上讲台上老师的讲桌,在同学交上的试卷中东抄西抄。郝老师实在拿我没办法,就笑眯眯地说,看看抄够了没?抄及格就行了,得分太高多不好意思啊。我头也不抬,边抄边说,郝老师你说得对,我不要高分,只要及格。
想到这里,真觉惭愧。或许,这就是命运要惩罚我的?我曾经表决心要学好每一门课程,我没有做到,命运于是要让我在个人生活中尝尝类似解数学题求而不得、求而无解的苦头?如果需要辩解,我会对命运说,两年师范虽然我功课不好,可是我也没有虚度年华,我把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学校团委分配给我的工作上。
我站在学校大门外,往正前方望去,能看到一排树木掩映下的红砖房。我太熟悉这排房子了,靠西头那间就是校团委。那位做事认真、说话直率、嗓门尖亮、一着急就脸红的团委书记叫郝拴久,还有一位石家庄调来的讲普通话的美丽副书记女老师叫安改棉。入学不久我知道学校有个广播站,经常播一些学生的稿件。我投稿的“旧病”迅速复发,一篇接一篇的稿子匕首一般投向广播站。
郝、安二位老师见我如此热心学校广播大业,齐齐对我不吝表扬,时时鼓励。快升二年级时,郝老师说,广播站的站长同学就要毕业,我们准备让你接任。你的工作相当于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
嚯!宣传部长,这还了得。尽管是“相当于”,那也是郝老师、安老师的信任了,我岂能让他们失望?焉有不做好之理?
我这个“准宣传部长”从此更无心上课了。我招了一批普通话标准一些的女同学做播音员,申请买了一台盘式录音机,自写自播,忙得黑白颠倒。饭堂大厅最西南角那间屋子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室。每当午饭晚饭时,我手托一台录音机,昂首挺胸走向那个角落,把凌晨熬夜编好的稿子分配给值班播音员播讲。然后我回到校园甬路上,听着大喇叭里播出的“东方”的稿子,心里无比自豪,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压制住自己脸上不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东方”是那时我的笔名。我还把它翻成英文,叫“奥伦特”。不过我没敢用“奥伦特”写过稿子,怕郝老师骂我“崇洋媚外”。我一直是“东方”。
正月十六的中午时分,新华路上人烟稀少,学校还没开学。我手提肩背着行李,在通往去衡水日报社报到的路上,站在母校大门口,望着校园出神发愣。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自己在师范的学习生活,深感自己荒疏了学业,浪费了光阴:数学不抄别人的答案就毕不了业,写了无数篇广播稿到毕业时还是“相当于宣传部长”。虽然我热爱阅读写作,不过我太由着自己的兴趣前行了,结果一出校门,社会深似海,家庭解决不了“家庭问题”,个人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到头来若不是命运眷顾,让自己重新开始,我又有何机会与颜面重回新华路?
命运!我有些明白您对我的希望了。放心,我在衡水日报“职工教育”上一定会干出个样子给您瞧瞧。
天空中突然有二踢脚炸响,声音清脆,高远,仿佛命运对我的称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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