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写《好人》】
我是1982年农历春节过后正月十六去衡水日报报到的。公历是几月几号？不记得了。刚刚去网上万年历查核，原来是2月9日。
那万年历上还写着，这一天，宜出行，宜旅游，宜赴任，宜祭祀，宜沐浴，馀事勿取。
现在才知道，四十年前我重回衡水的那天，原来是个好日子。
其实不用事后查万年历，那年那月那日我已经知道这天是个好日子。
离开衡水去乡下中学当老师半年多了。其间我曾回衡水一趟，谋求调回城里，幻想成家立业。我也曾冒昧登门拜访当时在地区招办工作的同乡王宝军，求他指点回衡水的门径。他的太太是教我中学数学的藤老师的胞妹。他夫妇二人留我吃饭，非常热情。无奈调动一事，他们爱莫能助。
那天夜里我在新华路上来回“散步”，很有些自哀自怜的情绪，感叹城乡形同天壤，鸿沟难通；人一出校门，竟致无路可回。尽管我不懂，但是我愿意学习去求人，学习去送礼，去练习并联系传说中的“走后门”。可是，前路正如夜间昏昏暗暗、坑洼不平的新华路，我既不明行进方向，视野内亦无指路明灯。我不懂该怎么做。我认真发愁。却一筹莫展。我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局面，想不出一点应对的办法。于是只好懵懵懂懂而来，灰灰溜溜而去。汽车站里独自登上开往郑口的公共汽车，默默挥别窗外送行的人，我其实心里已经知道：有一扇门正在徐徐关上，吱吱呀呀的声音隐约可闻，我挡不住，干着急，唯有说服自己后退之前争取门外站立的时间长一些，希望那“咣当”的关门声，我听到的迟些，再迟些。
中秋节，“咣当”声传来。从此在建国中学我更加兢兢业业讲好每一堂课，心里同时酝酿着多少计划，其中一条是每天读书一百页。还写小说，写散文，到处投稿，无人刊登。我只希望早早忘掉衡水，准备再次高考，重新开始。
谁知这“遗忘工程”即将成功之时，突然天上掉下个商调函，我竟然要去衡水日报社上班了！尽管所谓“职工教育”内情不知，毕竟我重返了新华路。1982年，我走在正月十六的新华路上，心里不免又得意又困惑。所得意者，命运轮盘竟然反转，我未能免俗，堕入了“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之局；所困惑者，这无常的命运，究竟想告诫我什么呢？想昭示我哪一条人生道理呢？师范两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非要让我经历这样一番悲喜交加的折腾？
报到那天我出汽车站，先走一段站前街，后右转步入红旗大街，过红旗商场，过新华书店，过红旗影剧院，然后，就走到了新华路口。
右拐进入新华路，走到衡水师范学校门口时，我停住了。
我站在学校大门前的空地上，透过栅栏式铁门望进去。右手是教工楼，一楼的西部是图书馆，馆门开在西南角。我仿佛看到自己一次次跑去借书的身影。两年间我读的中外名著，都出自那里。我读了《九三年》《红与黑》《堂吉诃德》《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自己手头拮据，上学期间只买了伏尔泰的《老实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少数几种。最可笑的，是竟然喜欢买和读“青年修养读物”，什么《家庭·婚姻·爱情》，还有《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书上的答案全是错的，正确的答案是——“失去的爱情最美好”。
往左看，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学楼了。说是“楼”，也才两层而已。不过，楼由青砖建成，楼道宽阔，教室高大，是理想年代的“遗存”。我仿佛看见两年前的我，在两层楼之间蹦蹦跳跳，无忧无虑。而该学好的课程，一门也没学好。譬如数学，我高考时数学只得8分，得知师范课程中还有高中数学时，我懊恼不已，大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之势。我没有好好听过一次数学课。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听懂过一次数学课。师范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郝，人亦如其姓氏的读音，很好。他不止一次劝我好好学数学，说学好数学对你将来有大用处。我听不进去。毕业考试时我和前桌女同学先说好，求她考数学时头多向左歪一点，以方便我隔空抄写她的试卷。她满口答应，我也就一心指望她的脑袋辛苦一点，给我的视线留足窥视的道路。结果考试时这姐姐正襟危坐，把试卷挡了个严严实实，我手足无措，又无备选方案，只好枯坐考场，心里不停诅咒世风不古，人心大坏，同班同学，背信弃义。好不容易熬到大家纷纷交卷，我突然横下一条心，以“一不做，二不休”的大无畏精神，冲上讲台上老师的讲桌，在同学交上的试卷中东抄西抄。郝老师实在拿我没办法，就笑眯眯地说，看看抄够了没？抄及格就行了，得分太高多不好意思啊。我头也不抬，边抄边说，郝老师你说得对，我不要高分，只要及格。
想到这里，真觉惭愧。或许，这就是命运要惩罚我的？我曾经表决心要学好每一门课程，我没有做到，命运于是要让我在个人生活中尝尝类似解数学题求而不得、求而无解的苦头？如果需要辩解，我会对命运说，两年师范虽然我功课不好，可是我也没有虚度年华，我把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学校团委分配给我的工作上。
我站在学校大门外，往正前方望去，能看到一排树木掩映下的红砖房。我太熟悉这排房子了，靠西头那间就是校团委。那位做事认真、说话直率、嗓门尖亮、一着急就脸红的团委书记叫郝拴久，还有一位石家庄调来的讲普通话的美丽副书记女老师叫安改棉。入学不久我知道学校有个广播站，经常播一些学生的稿件。我投稿的“旧病”迅速复发，一篇接一篇的稿子匕首一般投向广播站。
郝、安二位老师见我如此热心学校广播大业，齐齐对我不吝表扬，时时鼓励。快升二年级时，郝老师说，广播站的站长同学就要毕业，我们准备让你接任。你的工作相当于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
嚯！宣传部长，这还了得。尽管是“相当于”，那也是郝老师、安老师的信任了，我岂能让他们失望？焉有不做好之理？
我这个“准宣传部长”从此更无心上课了。我招了一批普通话标准一些的女同学做播音员，申请买了一台盘式录音机，自写自播，忙得黑白颠倒。饭堂大厅最西南角那间屋子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室。每当午饭晚饭时，我手托一台录音机，昂首挺胸走向那个角落，把凌晨熬夜编好的稿子分配给值班播音员播讲。然后我回到校园甬路上，听着大喇叭里播出的“东方”的稿子，心里无比自豪，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压制住自己脸上不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东方”是那时我的笔名。我还把它翻成英文，叫“奥伦特”。不过我没敢用“奥伦特”写过稿子，怕郝老师骂我“崇洋媚外”。我一直是“东方”。
正月十六的中午时分，新华路上人烟稀少，学校还没开学。我手提肩背着行李，在通往去衡水日报社报到的路上，站在母校大门口，望着校园出神发愣。那是我第一次反省自己在师范的学习生活，深感自己荒疏了学业，浪费了光阴：数学不抄别人的答案就毕不了业，写了无数篇广播稿到毕业时还是“相当于宣传部长”。虽然我热爱阅读写作，不过我太由着自己的兴趣前行了，结果一出校门，社会深似海，家庭解决不了“家庭问题”，个人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到头来若不是命运眷顾，让自己重新开始，我又有何机会与颜面重回新华路？
命运！我有些明白您对我的希望了。放心，我在衡水日报“职工教育”上一定会干出个样子给您瞧瞧。
天空中突然有二踢脚炸响，声音清脆，高远，仿佛命运对我的称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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