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这张照片里的人,是我原来在奥美的同事王森。由于酷爱收集旧表,前年开始在三里屯开了一家“三木的旧表店”,他的表店每天下午三点到七点营业,周三周四全天休息,工作时间牛逼得不要不要的。
王森是这个时代里稀有的工匠,他离开广告行业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乃是时间早晚的事。上周我邀请他去给罗辑思维商城的买手们讲表的知识,其间忽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广告行业。
谈到这个话题,他一脸的凝重:“我在奥美的时候,到了年底,打开电脑看自己一年来做的作品,总会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为什么?你看到电脑里那么多东西,实际上出街的只有几张海报而已。”
为什么广告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苦哈哈干一年,却没有几个出街的作品?因为广告行业是个效率低下的行业。
在绝大多数影视作品中,广告一直是个神秘的行业,人民群众认为广告人就应该懒懒散散、特艺术家范儿才对。其实广告没那么神秘,只是一个普通的贩卖智力的行业而已。
世界上有些工作是可以准确衡量的,比如制造公司,你一天做了多少个杯子,组装了多少辆汽车,都可以计数。程序员的工作也可以计量,至少我知道你写了多少行代码,或者开发了多少个版本。餐厅服务员、公交司机、医生护士、注册会计师等等这些职业,多多少少都有计量工作的标准,但是广告公司就没有,很多办公室的工作都没有。
尤其是广告公司里的创意部,你说想一个创意需要多少工时?答案是不知道。所以这成了创意部门最好的挡箭牌,客户部的同学们常常焦急地跑到创意部去观察,看这帮大爷们在做什么,但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们是在刷微信,还是在想创意,因为他会告诉你,他在寻找灵感。
所以,创意部有49.5%的时间浪费在闲聊、刷朋友圈和神秘的找灵感活动上了。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创意部的时间安排,是一个典型的拖延症患者的安排方法。
这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遍布加班狗的广告行业,每年的出街作品却寥寥可数的原因。
所以,每个美指的电脑里可能都有100G未曾出街的作品,我们的智商被这种低效率征了税。
于是,抱着拯救剩余人生的美好目的,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的广告人纷纷跳槽去了甲方。但是他们发现,甲方市场部跟广告公司同样苦逼,或许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当年客户的市场部是跟他们一起加班的。
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公司可能都一样,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效的沟通上,公司越大,无效沟通就越严重。乙方在揣摩甲方的喜好,小员工在猜测上司的意图,总监在揣度CEO的心思,却少有人直接对上司说我觉得这个海报是有效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你们公司两个老板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站出来说:你两个能统一下意见吗?不会的,几乎不会,你懂的。
当公司老板在全体管理层会议上表扬了某个部门主管,一场各怀心思的哥德巴赫猜想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频繁推演。
这就是办公室中的政治场景,我们的智商被办公室政治收了重税,剩下的寥寥残余聪明劲儿,也就只能做一点毫无价值可言的工作了。每一个在招聘声明中声称来一起改变世界的公司背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和谐。
今天一个同事在会议上说你的工作方式不对,你于是怀恨在心,却并没有真诚的询问一下他为什么,也没有反思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结果你心里有个念头念念不忘,下次要指出他哪里不对;你在茶水间跟同事说的点子,公司会议上,他抢先说了出来,你无比失落,怀恨在心,再也不想跟同事提前说自己的想法了;老板对产品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你觉得老板永远都是对的,所以原封不动画了原型图,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用户的使用感受……
其实,好好想想,你会想通的。你进了一家公司,如果你想在这里一辈子,那就要真心地盼望它好,你哪还会顾虑得罪老板?如果你不想在这里一辈子,那就要学会真实地表达,为什么还会顾虑得罪老板?
罗辑思维的CEO脱不花曾经说过,她很不喜欢这样的员工:就是常常“揣度上意”。她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就要像个成年人一样行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即可。
在公司里,什么叫做成年人的行事?说一件小事,可能会更具体一些。前一阵子,罗辑思维的图书负责人李倩希望上一本科幻类的图书,脱不花则觉得这本书在罗辑思维可能不好卖,但是李倩坚持自己的意见。脱不花的做法是,好,那我们就上,因为你是图书的负责人。
“但是将来如果卖不好,”脱不花笑着说,“我保留嘲笑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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