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伪”即假，伪古玉即是假冒的古玉，制作伪古玉的目的，是冒充古玉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制作者主观上是刻意地按照原物或图录中真品的样子去加工，不仅追求造型、花纹的逼真，而且为了刻意掩盖其制作的时代，还煞费苦心地通过各种手段对玉器进行染色、制残等做旧处理，标榜为真古玉，企图欺骗买家，暴收渔利。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及传世的实物分析，由于慕古而生产的专门用于玩赏的仿古玉，在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而成为时尚。在仿古玉流行风尚的影响下，伪古玉在宋代也应运而生，明末、清代中期和清末民国时期是伪古玉生产的三个高峰阶段。笔者曾分别对宋代和明代伪古玉生产及辨伪的情况进行过整理研究，本文则继续考察清代伪古玉生产及辨伪的情况。
在宋、元、明三代伪古玉生产的基础上，清代伪古玉的生产更加发展，人们的辨伪能力也有所提高，清代晚期的陈性等人，则更是通过了解伪古玉的制作方法来辨识伪古玉。
虽然明代的玉工已经在伪古玉生产中使用了染色技术，但并未被当时的古玉收藏者和辨伪者所识破。而到了清代，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制伪者的染色手段比明代高明了，但一些鉴赏者的心中已经有了伪沁的概念，并且有一定的辨别真假沁色的能力。清代的古玉鉴赏者特别喜爱古玉上变幻莫测的各种沁色，在评价古玉时常把沁色放在首位。清人尚古爱沁的风尚，促使伪古玉制作者不惜在制作伪沁上大费工夫，同时，伪沁也成为收藏家和辨伪者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
一 康熙时期伪古玉的生产与辨伪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清朝初期就有人知道玉器上的沁色有真伪之分，并知晓部分人工烧染的秘密。明末清初人谷应泰（1620-1690年）在他的著作《博物要览》卷7《志玉》中记载：“辨新旧玉器颜色工作：玉器如汉、唐、宋之物，入眼可辨，至若古玉存遗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锈、尸浸，似难伪造。古之玉物，上有血浸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黄土，笼濞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南中良工伪造古玉器法，以苍黄杂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器物，以药薰烧斑点作血浸尸古之状，每用乱真，以得高价。”虽然谷应泰仍认为“土锈”、“尸浸”、“尸古”、“土古”是古玉的自然特征，但已经知道伪造古玉器的方法中有“以药薰烧斑点作血浸尸古之状”，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人工染色的最早文字记载，它不仅明确指出清初己有用薰烧之法伪造古玉沁色，同时也说明，在清初已经有辨伪者识破这种伪古玉制法，可推断出人工染色冒充古玉沁色的技术已经有相当长的使用时间，可以上溯到明代甚至宋代。
康熙时期的经过染色处理、具有伪古玉性质的玉器，以在玉器附件上刻有御制“玉杯记”的几件玉器为代表。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作御制文《玉杯记》，是乾隆皇帝所亲身经历的发现伪古玉事件的真实纪录，文中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一天，乾隆帝在玩赏一件双童耳古玉杯时，发现玉杯表面附著一层类似粘稠粥汁一样的东西，形成磋手的凝结层，不知其为何物，便给玉工姚宗仁看。姚宗仁认出此杯是他祖父所制，接着讲了其父亲教授他的“淳炼之法”，即“染玉之法”。这段文字被刻于一件盛装白玉双婴耳杯的木盒内盖（图1、2、3）和一件盛装青玉双螭耳圆杯及托的木盒上。
《玉杯记》全文如下：“玉杯有鼍【tuó】，其采玵，其色而，其文者，骤视之若土华剥蚀，炎刘以上物也。抚之留手， 非内出。以视玉工姚宗仁，曰：‘嘻，小人之祖所为也。世其业，故识之。’‘然则今之伪为汉玉者多矣，胡不与此同？’曰：‘安能同哉？昔者小人之父授淳炼之法，曰：钟氏染羽，尚以三月，而况玉哉？染玉之法，取器之纰类且惌者，时以夏，取热润也；炽以夜，阴沉而阳浮也。无贵无瑕，谓其坚完难致入也。乃取金刚钻如钟乳者，密施如蜂虿，而以琥珀滋涂而渍之。其于火也，勿烈勿熄，夜以继日，必经年而后业成，今之伪为者知此法已鲜矣。其知此法，既以欲速而不能待人之亟购者，又以欲速而毋容待，则与圬者圬墙又何以殊哉？故不此若也。’宗仁虽玉工，常以艺事谘之，辄有近理之谈。夫圬者、梓人，虽贱役，其事有足称，其言有足警，不妨为立传，而况执艺以谏者，古典所不废，兹故隐括其言而记之。”该文大意是：这件玉杯的光采有如白虹之气，沁色绀红，多彩相杂而不乱。第一眼看上去，有土蚀痕迹，似出于地下，应该是汉代以前的东西。拿到手上抚摩，表面有些挡手，是因为附著了一层像稠粥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从玉肌内生出的。乾隆皇帝觉得有些可疑，便把这件玉器给玉工姚宗仁看，姚宗仁“嘻”地笑出声来，说：“这是我祖父做的，我继承他的衣钵，所以认识它。”乾隆皇帝问道：“那现今制造的伪冒汉代玉器很多了，为何不与这件玉杯相同？”姚氏回答说：“怎么能相同呢？过去，我父亲传授淳炼染玉之法：钟氏染羽毛尚且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何况染玉呢？染玉之法，需要找玉器上有瑕疵、不是很坚硬的地方；在夏季热而潮湿的时节，利用夜间正当阴气下沉阳气上浮的时机。没有瑕玷的玉器，因其质地坚硬，染色难以侵入，于是用金刚钻，钻出如蜂窝、钟乳状的坑孔，在上面涂上琥珀粉液并加以浸泡，用不大不小的文火，夜以继日地煮烤，必须经过一年的时间以后才能制成。现在的做伪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染色技法，即使知道这种方法，也因为想要买货的人着急而想要速成，不能使用姚氏染玉法加工，速成法所染制玉器之色就如同泥瓦匠抹墙泥一般，完全不像姚氏制品。”
姚宗仁所述其祖父所用的“淳炼之法”（即“染玉之法”），就是以琥珀汁将玉器表面烤成琥烤色，或简称为“琥珀烧”，可能就是乾隆时期大学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云之“琥珀烫”。现在有一些收藏于各大博物馆中的清乾隆时期的伪古玉，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管，玉质本为温润的青玉，通体散布点状琥珀色沁，分布均匀，非常美观，实非天然形成，而是人工烤制的假沁色，类似于“琥珀烫”，应该就是按照这种做法烤染的假沁色（图4）。
由此可知，了解伪古玉的做法是辨伪的关键。“琥珀烫”这种染色技法虽已在市场中出现，但由于伪古玉制作的隐秘性，知道的人不多，连收藏丰富、见多识广、精于鉴赏的乾隆皇帝也“失辨”，可见其辨伪难度是相当大的，只有熟知这种做伪技法的姚宗仁才能认出。乾隆御制文《玉杯记》如实地记录了清人对古玉辨伪的认识过程：先从沁色入手，结合经验，找寻疑点和破绽，判明真伪。乾隆皇帝在鉴定玉器时，主要是从上面的沁色入手，并未涉及玉质、器型诸方面。
姚宗仁于乾隆初年即在造办处供职，其祖应为清朝初年人物。《玉杯记》作于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一代20年计，三代人共上推60年，正值1693年，即康熙三十二年前后。从《玉杯记》的记载来看，康熙年间苏州已经出现了很能蒙人的人工染色制作伪沁技术。因姚宗仁祖籍苏州，所以这种染色制作伪沁的作法可能最早是由苏州的玉工发明的。
二 雍正时期伪古玉的生产与辨伪
虽然雍正时期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时间，生产的玉器数量也很少，但值得庆幸的是宫廷玉器中还是留下了若干件镌有“雍正年制”款者，其中有一件“雍正年制”款黑漆古辘轳环。雍正内廷擅用洋漆来制作“黑漆古”仿古玉，这件“雍正年制”款辘轳环就是涂洋漆伪造的“黑漆古”的标准器。辘轳环实为重环，是由二个大小不同的环套在一起，也可称套环，因其大环附有方形转轴，小环底部磨平，钻一小孔，用一圆柱形榫插入两环之孔，转动小环，纳入大环内便是套合的形制。随着小环转动，可变化出几种不同的形状，内环转动至与外环呈垂直状时，便可见“雍正年制”直行篆体阴款。此环若无“雍正年制”款，即使再有经验的鉴定家也难以鉴定其为雍正时期内廷玉器，之所以如此难鉴定，就是因为它不是时作玉，而是仿古玉，或者说是伪古玉，它模仿战国、汉代的谷纹，又染成当时被称为古玉特征的“黑漆古”色（图5）。
三 乾隆时期伪古玉生产及辨伪情况
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伪古玉生产极为兴盛，是中国玉器史上继明末之后的第二个伪古玉生产高峰阶段。受宋、明以来文人好古思想传统的影响，乾隆皇帝尤其喜爱“三代”古玉，亲自组织收集，并鉴别定级，对其中佳品题诗咏赞，命玉工将诗镌刻在该件玉器上。在乾隆皇帝御题的800余首咏玉诗中，有60余首是咏周或汉代玉璧的。对于收集到的古玉，如果不满意，就会交由宫廷造办处玉作进行收拾改作或加刻花纹。而如果是特别喜欢的古玉，则会命玉工照样仿做，其中有一些仿做的玉器进行染色处理或加刻伪款，掩盖其真实的制作年代。这类玉器如果进入流通市场，就会转化成伪古玉，乾隆前期某些宫廷玉作的玉器已经带有明显的伪古玉性质。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一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命造办处仿做《考古图》所载玉辟邪2件、璊玉马1件、玄玉骢1件、琥1件、仙人1件；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里怀刻“十三”，在木座上面刻隶字“宣和玉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作伪，也不是为了赢利，而《玉杯记》更清楚地说明了乾隆皇帝对艺匠高超技术的欣赏。但乾隆皇帝这种的态度和方式，在客观上却对社会上的伪古玉生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伪古玉第二个高峰的出现。
乾隆时期不仅宫廷玉作碾琢具有伪古玉性质的仿古玉，苏州等地玉器作坊的伪古玉生产更是盛极一时，因为那里制玉历史悠久，有许多技艺精绝的制玉高手，所做的伪古玉连收藏最丰、见识最广、精于鉴赏的乾隆皇帝也曾“失辨”，把伪古玉当作真品收藏入宫。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等处所藏实物考察，玉器清代中期伪古玉不仅数量多，而且所用玉材质量较好，做工精细，尤其是染色技法也高明，与清代后期以速成之法制作的人工染色沁色大不相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玉器都被当作三代、汉或唐宋时期的真品玉器来看待，也有人认为是宋代的老提油，民国时称为“宋仿苏烧”，其中以鸡心佩（形佩）这种器型最为多见。鸡心佩，学名形佩，是清代伪古玉中最为多见的器型种类，清代收藏家往往定为宋仿或称“宋仿苏烧”。但从其玉质较好、染色深入玉肌、做工一味追求工整细致的风格来看，是标准的乾隆工，因此它应是清代中期苏州玉工所制之琥珀烧染仿古玉玩。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数件这类形佩，均为优质和田青白玉雕成，滋润莹泽，微透明，无瑕绺，器型和纹饰均仿汉魏时期的鸡心佩，做工精细，以阴线勾勒，烧染琥珀色沁（图6、7）。
乾隆皇帝有关古玉辨伪的言论，除了《玉杯记》之外，更多的是见于乾隆中期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后。在其咏赞玉器的御制诗中，有不少零星的描述古玉器外貌特征的词语，如“土华”、“晃采”、“绀色”、“文”、“葆光”、“冻梨”、“血浸”、“土浸”、“土锈”、“烧染”等，其中有的就是人工染色，乾隆皇帝自己也对它们有所怀疑。如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御制诗《题汉玉璧》中，有“质以天全容以粹，世间烧染自纷陈”之诗句，反映了乾隆中期以烧染技术制作伪古玉已经非常普遍的局面。在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御制诗《赤玉》说：“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在其注中说：“《说文》玉有五色，今和阗贡玉诚五色皆备，所谓蒸栗、鸡冠、土华、?者，不一而足。问之，则称河中岁久，受天地精华之气而然。乃知入土、出土、土浸、血浸之语未必尽实也。”虽语气有点含糊，但其本意是对以前收藏家普遍认可的“血浸”加以否定，说明乾隆皇帝的辨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伪古玉盛行、人们的辨伪意识增强的现状。
传世的一百多件镌刻千字文编号的玉器，一般刻有“乾隆年制”款，其造型仿各种古玉形饰，是供乾隆皇帝玩赏的仿古玉，但其中有一部分玉器上面还做伪伤、烧假沁的人工处理，若进入流通市场就很容易转化成伪古玉，对研究清代前期的伪古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辰字十三号”兽面纹玉斧，原玉料为青玉，通过人工染色，形成琥珀色沁，边缘有黑色，貌似玳瑁，即所谓的“琥珀沁”和“水银沁”（图8）。
随着辨伪意识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乾隆皇帝对古玉的辨伪和考证，除了关注其沁色，也考虑到了器型方面的因素，如作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的御制诗《题旧玉圭璧》：“一圭著璧未前闻，应为春官误会文。却是千年以上物，穆然土色蔚苍云。”在诗后有乾隆皇帝所加注释，是对此器的考证：“此圭璧中为璧形，上下露圭。末圭本向未见有此制，益因《春官》‘四圭有邸’之注谓‘圭末四出’而误也。考宋聂崇义《三礼图》，其绘‘四圭有邸’，中央为璧形，四面各出一圭，剡首，长短与肉好称，又绘‘两圭有邸’，制亦同，惟圭首上下出耳。至其……圭璧，则下为璧，上为圭，首长短适均，其下更不露圭。本自为，可据此玉质与色俱旧，而制作不合古图，岂琢玉者以意为之，未加深考耶？”认为圭璧这种器型是根据文献所记载，加上主观臆测而创作出来的器型（图9）。
良渚文化的多节玉琮见于清宫收藏，被乾隆皇帝称作“汉玉辋头”，在当时也有伪造者（图10）。因其沁色不佳而被乾隆皇帝识破，他在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御制诗《咏汉玉辋头》的注释中，有“今之为伪古玉者，色似油污，镌纹不深，且质体粗笨，不过省其工而眩一时”之语，指明乾隆五十年前后伪沁色似油污的情况，其颜色失透、不乾净，像油污，不如血沁和栗壳沁那样漂亮，这样做是为了省工而蒙人一时，谋求高额利润。次年，在《咏汉玉辋头瓶》中又重申了他的看法，其诗云：“就其土浸精炼染，半真半假出匠师，然其假亦数百载，远胜油污今所为。”注：“染玉之法亦有其道，今之伪为者率以油渍，与圬者圬墙了无以异，详见昔所作《玉杯记》。”“染玉之法亦有其道”即指姚宗仁之父所授“淳炼之法”琥珀烧，诗中所言之“油污”，有可能就是后世所谓的“油炸侩”。说明至乾隆后期用玉做伪沁的染玉技法已采取省时的快速法，效果大不如以前的琥珀烧效果。
乾嘉时期著名文臣纪昀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阁，质理莹白，面有红斑四点，皆大如指顶，鲜活如花片，非血侵，非油炼，非琥珀烫，深如腠理，而晕脚却四散，渐远渐淡，以至于无，盖天成也。公恒以自随，木果木之战，公埋轮絷马，慷慨捐身，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尝记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余，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视，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余终疑为药炼也。”纪昀在书中提出了“油炼”、“琥珀烫”、“药炼”等人工染玉法。估计其油炼即后世所谓之“油炸侩”；琥珀烫与上述姚氏染玉法类同；药炼是用某种药材煮烤染玉，或即后世之“血竭染玉”。
四 清代后期伪古玉生产及辨伪的情况
因道光初年停止回部贡玉，使清代后期宫廷玉作生产渐趋衰微；苏、扬等织造、盐政、税关所设玉作在太平天国一役中毁于战火，玉工逃散；慈禧太后主政时期独搅大权，独钟翡翠，向广州、粤海关索取翡翠首饰贡品，对玉器不屑一顾。所以，清宫旧藏玉器主要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前制造或聚敛的，道光及其以后制作的玉器所占比例很小，仿古玉和伪古玉的数量也是极少。
与宫廷玉作的衰落不同，清代后期的民间玉器生产反而是空前的兴盛，伪古玉的生产也随着民间玉业的发展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此形势下，许多文人加入了玉器收藏与鉴赏的行列，并把他们的收藏品与鉴赏经验著录成书，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清代后期伪古玉生产及辨伪方面的信息。
1．陈性《玉纪》中关于伪古玉的记载
清代有关古玉辨伪的文著，从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是以陈性《玉纪》最著，其成书时间正是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内容可上溯至清初与盛期，下延至清末，是一本影响最为深广的专著。相对于沁色做伪，《玉纪》在记载玉材做伪方面的文字非常少，可知清代后期伪古玉制作与辨伪的重点，都是在沁色上，标志着古玉辨伪由明人重玉材和碾琢发展到清人的重沁。陈性及其以后的有关古玉鉴考的著作，都拿出不少的篇幅来谈沁色和伪沁，甚至一些考据、资料汇编性质的著述也离不开沁色。这说明沁色辨伪在清人的玉器辨伪中占据首要地位，较明人高濂所说“土锈尸侵，似难伪造”有很大进步。
陈性，字原心，是嘉庆至咸丰时期江阴人（约生于乾隆晚年，殁于咸丰、同治年间），斋号“八十一玉山房”，因继承其父收藏的81件玉器并加以研究而得名，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撰成《玉纪》。陈性在此书的序言中说：“用是录先子之语，参考群书，择其言之信而有征者，汇集成卷……所纪皆实，非躬亲历试著有实效者概不书。”可见此书融会了当时很多人的观点，是陈性父子两代辨玉经验之总结。《玉纪》成书后并未即刻正式刊行，初时以钞本辗转流传；同治三年（1864年）由杜文澜刊印自李裴山郎中处得到的数纸《玉纪》，但此部手钞本似不全；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金吴澜自制千金集锦，试印百本，流传于世；1912年，沈阳高文淇以倪壎（光禄）本及后得两钞本考证之，是为今所见版本。由此可知，《玉纪》一书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在清末玉苑首开其例，其中关于伪古玉的一些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清末民国的许多相关文献中都沿用他的说法。《玉纪》全书包括出产、名目、玉色、辨伪、质地、制作、认水银、地土、盘功、灰提法、养损璺及忌油污等12节。在“玉色”一节中讲：“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瑿；蓝如靛沫，曰碧；青如鲜苔，曰潷；绿如翠羽，曰瓐；赤如丹砂，曰琼；紫如凝血，曰璊；黑如墨光，曰瑎；白如割肪，曰??；赤白斑花，曰瑌，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至于旧玉，则当分别外沁之色，所谓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则地中水银沁入玉里，相邻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随之浸淫于中，如下染缸，遇红即沾红色，遇绿即沾绿色，故入土重出之玉，无有不沾颜色者。若无水银沁入，虽邻颜色，亦不能入玉中也。有受黄土沁者，其色黄，色如蒸栗，名曰玵黄，若受松香沁者，色更深，复原时酷似密蜡，谓之老玵黄；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蓝，色如青天，名曰玵青，此青衣之色，传染沁入有深浅不同，有深似蓝宝石者，谓之老玵青；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红，色如碧桃，名曰孩儿面，复原时酷似碧霞玺宝石；有受水银沁者，其色黑，色如乌金，名曰纯漆黑，漆非地中之水银，乃古死殓尸之大堆水银沁之，方有此颜色；有受血沁者，其色赤，有浓淡之别，如南枣北枣，名曰枣皮红，此乃尸沁，非洁物也；有受铜沁者，其色绿，色如翠石，名曰鹦哥绿，铜器入土年久，则青绿生，玉适与之相邻，为其传染沁入，复原时似翠石而更娇润。此外杂色甚多，有朱砂红、鸡血红、椶毛紫、茄皮紫、松花绿、白果绿、秋葵黄、老酒黄、鱼肚白、糙米白、虾子青、鼻涕青，以及雨过天青、澄潭水苍诸色。受沁之源难以深考，总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种巧沁，花色如虾蟆皮、洒珠点、碎磁纹、牛毛纹、唐爛斑等名，皆出人意料之处者。更有一种香玉，嗅之作奇南香气，奇南香木，名出海南，见七修类稿，俗称伽南者，讹，盖玉在土中，与香物为邻年久，受其沁，沾其香，非玉之自能吐香也，欲试，须烹佳茗，置玉其中，香气自吐，此种绝少，真稀世之宝也。”从这些繁多的名目和文中语气可见作者对沁色的喜爱之情，当然对其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认为“水银沁”是不能伪造的，但今天我们知道，陈性所记载的这些好听的沁色名称中，有很多其实是人工染色的杰作。
诚然，陈性当时对一些人工染色技术已经有所了解，在“辨伪”一节中记载了宋代用虹光草汁染制老提油伪古玉之法：“更有宋宣和、政和间玉贾赝造，将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罨之，其色深透，红似鸡血，时人谓之得古法，赏鉴家偶失于辨，或因之获重价焉。此等今世颇少识家，呼为老提油者是也。”陈性在此首次提出了宋末玉工制作伪沁的见解，经常被以后的收藏家和文人著作所援引。
在“辨伪”中，陈性还记载了当时常用的两种做伪方法：一是用似玉之美石来冒充古玉：“旧玉与石最难分别，世有美石酷似脱胎旧玉得不下数十种，亦具五色，皆坚硬不可刀削”；二是新提油染色法：“比来玉工每以极坏夹石之玉染造，欲红则入红木屑中煨之，其石性处即红，欲黑则入乌木屑中煨之，其石性处即黑，谓之新提油。初仅苏州为之，近则遍处皆是矣。”认为“新提油”之法始于苏州，嘉道时已普遍使用。
2．刘心滛《玉纪补》中关于伪古玉的记载
刘心，字心白，武进人，大约活动于清代光绪年间。在陈性《玉纪》流行于世之后，作《玉纪补》，文中不仅补《玉纪》之未述者，同时还对《玉纪》作了必要的修正 。书中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几种伪古玉的做法，对辨伪大有益处，主要有：
①角头古玉：秦之玉作在陕西之万村，吴之玉作在浙江之安溪，所遗玉角甚多。万村之玉，坚洁，安溪之玉，纥松。琢为玉件，谓之“角头古玉”。
②伪石灰古：以玉件用火烧之，则其色灰如鸡骨。
③羊玉：以美玉作为小器，割生羊腿皮纳于其中，以线缝固，数年取出，则玉上自有血纹。
④狗玉：杀狗不使出血，乘热纳玉器于其腹中草药缝固埋之通衢，数年取出，则玉上自有土花血斑。
⑤梅玉：以质松之玉，制为古器，用重乌梅水煮之竟日，则玉松处为乌梅水搜空，宛似水激痕，然后以提油上色。
⑥风玉：制器以浓灰水，稍加乌梅，煮之竟日，乘热取出，置风雪中一夜，则玉纹冻裂，玉质坚者其纹细如发丝，再以提油地上色，以伪牛毛纹。
⑦叩锈：乾隆时，无锡阿叩作毛坯玉器，用铁屑拌之热醋淬之，置湿地十余日，再埋通衢数月，然后取出，则玉为铁屑所蚀，遍体橘皮纹，纹中铁锈作深红色，且有土斑灰不褪，宛如古玉，审视乃能辨之。凡辨古玉，无土斑而有红色者，其色必浮，盖自外入故也。有土斑而灰之不变及红色盘之易褪者，赝鼎也，以此辨之。
⑧提油法：以磠（同）提为上，其色能透入玉理，灰煮不褪，与真无异。
上述的几种制作伪古玉的方法，都使用了人工染色技术，可见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作伪方式。该书除了记述伪古玉的方法，还介绍了每种作伪方式的辨伪方法：
“角头古玉”玉质虽古，而器则新也，亦能盘出色浆。
“伪石灰古”其玉上必有火划纹，真者无之。
“羊玉”虽然与传世古极为相似，然终不如真者之温静。
“狗玉”伪造土古，然必有新色及雕琢痕。
“梅玉”伪造水坑古，然真者其痕自然，不能造作也。
“叩锈”宛如古玉，审视乃能辨之。凡辨古玉，无土斑而有红色者，其色必浮，盖自外入故也。有土斑而灰之不变及红色盘之易褪者，赝鼎也，以此辨之。
“提油法”看起来与真无异，惟天阴则鲜明，晴爽反混浊，真色则否。”
3．徐寿基《玉谱类编》、唐荣祚《玉说》中关于伪古玉的记载
光绪年间，徐寿基所撰《玉谱类编》光绪十五年（1889年）、唐荣祚《玉说》（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在很大程度上都因袭了《玉纪》，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新说，是对当时社会上伪古玉情况的真实记录。
徐寿基在《玉谱类编》的第1卷第28集“玩古·辨玉之伪”中，记载了9种伪造古玉方法：
①仿鸡骨白：用火煨玉，仿地火沁成的鸡骨白；
②仿水银沁：用提油法，用乌木屑煨黑；
③老提油：先用文火煨玉数昼夜，用砂、蟾酥、红光草汁染罩，复用火逼，使入玉里；
④血竭提油：用血竭染玉为之；
⑤琥珀烫：用车轮旋转之法，使玉与琥珀相揉擦如火热，琥珀之液自流入玉理；
⑥锈工：则用乌梅水与硝磺、铁屑和玉同煮，更兼久浸，则成烂斑，宛如水锈；作虫蛀孔，颜色并能深透；
⑦伪香土：近来作伪者，于颜色之外，更加香料或用沉香油，使如香土；
⑧玉夹石：半玉半石，其为石处颜色易假；
⑨土头接色皮草：因提油又名皮草接色，若本系土头，更加提油，则名土头接色皮草。
唐荣祚《玉说》包括产玉、璞玉、玉贵、玉器、天子用玉、国家用玉、玉色、旧玉和翡翠九目，其中“旧玉”条目中所说的盘玉、含玉、沁因、脱胎、沁色、十三彩、巧色沁等均与陈性《玉纪》相似。
4．清光绪年间金齿收藏的伪古玉
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盒清光绪时期文人金齿收藏的伪古玉，一盒共8件，因其藏家姓氏明确，收藏年月具体，完整地流传至今，其意义就在于使我们了解到清末某些民间收藏家关于玉质、沁色、伤残、造型、纹饰、断代、定名等见解，为我们今天研究市庶社会流传的明清古玉、伪古玉提供了第一手重要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此盒是犀角镶嵌紫檀圆盒，其外又包镶素木套盒，盒盖刻藏玉八件之名称及题记。圆形素木盒盖的上面，正中阴刻一竖列大字行书“雕漆犀角嵌镶紫檀圆盒”，行书的两侧以小字行书刻写盒内玉器的名称：“黄玉血浸珑、水银浸朱砂点发箍、水银浸透白质三螭椭圆系璧、水银石灰浸双螭抱珥系璧、秋葵质血点浸虯佩、青玉血浸兽头佩、秋葵质水银雄黄浸璏、秋葵质血浸牛毛文珌。”左下角题记：“光绪壬寅秋养疴京寓，所得古玉多精品，摩挲遣日，辑装袭藏，以诒世之玩物而不丧志者，金齿褐夫识。”字体秀美，文人气息十足。金齿褐夫身世不甚明确，从盒上的题记可知：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在京寓养病时，收得8件古玉，鉴为精品，遂置紫檀圆盒辑装袭藏，以供摩挲诒世。经查核，此盒及内装玉器8件与内盒所刻玉名、件数相符，应是原配无疑。镌记庋藏年月为“光绪壬寅秋”，可作为这八件玉器的下限年代，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图11、12、13）。
打开外层，内匣为紫檀制成，盖顶中心嵌云龙纹剔红雕漆，周边镶有犀角制成的花卉桃果，工艺精细而且华贵别致。匣内为硬囊，装置八件玉器：圆盒中部置“黄玉血浸珑”，实为龙形环，是摹拟汉代龙形环而制作的，身上的线条由于人工染色和技术处理而变得模糊不清，神情呆滞，软弱无力（图14）；龙形环的好内置“水银浸朱砂点发箍”，实为扳指（图15）；在龙形环周围放置的“青玉血浸兽头佩”实为仿西周玉鸟之形，但死板笨拙（图16）；“水银浸透白质三螭椭圆系璧”（图17）、“水银石灰浸双螭抱珥系璧”（图18）和“秋葵质血点浸虯佩”（图19）均去古甚远，且工艺粗糙，不伦不类，甚至很难看出其所伪原型；尽管“秋葵质血浸牛毛纹珌”（图20）和 “秋葵质水银雄黄浸璏”（图21）两件剑饰的造型极似古物，但工艺、“沁色”均很糟糕，特别是剑珌上状如牛毛的血沁，为人工染色后颜色渗入玉质裂纹中所致。这些名称，虽由金齿所记，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古玩商、收藏家的鉴定意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与实物相参照，可研究晚清玉器收藏家有关色沁与玉器的定名及其诸多看法。
从实物来看，金齿所收8件玉器，大多是清代后期苏州制作的伪古玉，几乎都使用了人工染色假冒沁色的技术，但是这些玉器却被金齿认为是真古玉，而且还鉴为精品，并用华贵的盒子加以包装收藏。他题写的玉质、器型、纹饰、沁色等名称，用词与当时已先后问世的陈性《玉纪》（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吴大《古玉图考》（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徐寿基《玉谱类编》（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唐荣祚《玉说》（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等有关古玉鉴考专著，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紧。今天看来，其工艺和作伪技法似乎并不算高明，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清末伪古玉的盛行和制作的情况，而且也说明了当时收藏家的辨伪能力相当差。虽然从清代初期开始，上自皇帝，下至文人和收藏家，都已经认识到社会上伪古玉泛滥，最为他们所赏识的各种古玉沁色就有很多是伪制的，并且知道一些伪沁的制法，但从光绪时期文人金齿的收藏来看，直至清代后期，人们对伪古玉的辨识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
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抢劫、末代皇帝溥仪及其随从者的偷盗、热河行宫文物的散失等多种历史原因，造成清宫收藏玉器大量流失，扩大了民间玉器收藏的来源，再加上欧美收藏者的参与，促使中国古玉市场空前繁荣，推动了伪古玉的发展，形成了伪古玉生产的第三个高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有史以来人们对玉器进行辨伪的意识和能力最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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