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个话题很沉重。这个话题的沉重，在于作为后人的我们，背负太多。
所以，先说结论。这样才三观正确：民族英雄岳飞，历史罪人秦桧，无道昏君赵构。
只是，历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用小白、大红的豆腐干往鼻子上一贴就了事的。上面三位的结论，也就仅限于教科书层面的解读。比如，赵构就不是昏君，而是一个历尽磨难依然坚持且很聪明的中兴之主。一个开国皇帝，怎么可能是昏君或者白痴？秦桧，确实是一个对政敌赶尽杀绝、十分残苛的卑劣之徒。各朝各代的官场酷烈权争，这种人多如鸡毛，而他秦大人能如此突兀地著名，原因只是因为他下狠手的政敌正好是光芒万丈的岳飞而已。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提供了足够的素材，让我们自己思考。而反省历史，当然是为了以惕将来。所以，其教育作用自不待言，也无须我赘述。我只想抛开爱国情怀、民族气节、道德衡量等教育方面的因素，去谈决定那个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利益。
利益从来就是驱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道义只是旗号，而基于利益而采取的权谋，才是手段。因此，我们就可以只从利益点出发，用权谋的角度去看待某些必然。
风波亭之殇，就是一种必然。这事儿的终究要发生，不在风波亭，也得在雨淋亭。
为了说清楚这个事儿，我们还得从一些不相干的话题开始说起。
一、正确的胡汉关系
先说第一个话题：共存的寄生关系，才是正确的胡汉关系。
因为自然地势使然，华夏大陆东、南濒海，西南高原，西北荒漠，于是，北方与东北的草原方向，便成了中原历代王朝的国防主导方向。华夏民族四千年历史，其实便是胡汉相爱相杀的历史，无论农耕民族是面对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还是关外黑土地上的渔猎民族。好吧，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因为五族共和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政治正确的废话不说了。
遍阅史书，这么长的历史中，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犁庭扫穴级别的功业，非常可怜，只有四次：西汉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的霍去病、东汉勒石燕然的窦宪、唐代灭国东突厥的李靖，以及明代蓝玉的捕鱼儿海。这种武功的非凡，其实都只是持续很短的时间，历史大戏里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游牧民族跃马长城的图景。汉民族并非没有对游牧民族的灭族之举，但耗尽国力民力换来的结果只是匈奴换成突厥、突厥换成鞑靼而已。
何以如此呢？因为基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塞北以外，是当时的农耕民族无法开垦种植的地方，所有的前进战略，都会终止在400毫米降水量的那条干湿线。线外就是气候不适合农耕的干旱区了。于是，农耕民族很精确地基本上沿着这条农牧分割线，建了一条长城。那时候起，长城以北，就叫塞北了。
即便中原汉民移居塞北，迫于气候，无法农耕，最后终究得退回长城内，或者被迫从事游牧，脱汉成胡。这就决定了，在战略上，汉人可以征服塞北，却永远无法长期经营。而胡人可以承受无数次灭国或灭族之灾，代价只是暂时的退缩，或者另换一波部落继续骚扰中原。比如匈奴不玩了，换鲜卑，鲜卑不玩了有柔然，接着还有铁勒、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等没完没了；而汉民族只要败一次，那就是灭顶之灾，比如崖山。
但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天生的弱点。那就是，除了肉食和皮毛，他们其它的产出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活必须品都是必须与农耕民族交易而得来的。比如，盐，这个东西是要命的，一天也不能少。再比如茶，天天吃肉喝奶，没有茶叶解腻，那种油腻不是现在人可以想象的。比如铁，没有铁，连锅都没有，天天吃烤肉的火气，那是谁也受不了的。而农耕的中土天朝，乾隆皇帝对英国那个马戛尔尼说了：“天朝万物具备，你们的怀表、自鸣钟等等都是些奇技淫巧，原不需要搞什么国际贸易，考虑到你们没有茶叶、硫磺、丝绸就活不下去，才在广州跟你们做生意。”这话虽然现在看着是好笑，此前的两三千年间，面对夷狄，却是实情。农耕民族可以根本不必与游牧民族交易而生存，游牧民族不能。何况就算交易，游牧民族的出产也根本支持不了他们购买力的需要，连年巨额逆差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于是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抢，只能战争。除非中原农耕民族愿意花钱消灾，无偿地给。这无偿赠送，就是后来的岁币了。
【靖康耻，犹未雪】
历史上，对付游牧民族的方略，只有两种，战与和。除了那个凤阳老农民之外，此前都是以和为主。唐之前偏多和亲，比较喜欢做人家下代单于或可汗的外公。唐以后喜欢送钱，耻于金枝玉叶受辱于膻腥，于是花钱买个平安。何以凤阳老农民例外？那是因为中国被蒙元荼毒百年，朱元璋的不共戴天意念极为强烈，当然，也可能发现对外族和议根本最后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还是蛮佩服大明朝的节操的：“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这话虽然有所粉饰，大致是不差的。因为，无论是明朝各帝、南明各小朝廷，所有皇帝没有一个投降的，全部死节。而数以万计大明宗室，不是自杀，也是被杀，随着明亡，凋零殆尽。这不能不让后世感叹。
所以，明代的边患无一日不止，既有朱棣、戚继光、李成梁之类的悍将的威势，也有朱祁镇这样被游牧民族活捉的皇帝的猥琐。
朱祁镇的事儿，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他，暂且放下不说。
大多数时候，游牧民族只是生存需要而要求通商而已。因为作为掠夺为生的寄生一族，他们没得选择。
因此我很赞赏明朝皇帝的气节，只是觉得，可能可以不用花那么大的代价去斗气的。包括孔孟在内，很多子都曾经曰过：“兵者，凶器也。”尤其是老子，更强调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人毕竟不是世出的，这个世界，相较而言，和平发展应该才是主旋律的常态。
二、和议之正当性
然后，我们就有了第二个话题：和议的正当性。
汉胡之间的和议发生过很多次。历数汉唐大统一王朝，汉高祖被困平城的和议，后世认为是“智”，昭君出塞的青冢向黄昏更为后世认为是胡汉大团结，李世民灞桥会颉利可汗，是为“忍”。汉唐盛世，尚且如此。没有人说他们卖国。更没有说他们是汉奸。
然后是北宋的澶渊之盟和南宋的绍兴和议。
其实，后世史书对绍兴和议也是称誉有加的。以很小的代价，基本上奠定了南宋后期的和平局面，此种功业，堪比北宋的澶渊之盟，也一样是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以此功绩，《宋史》把赵构和刘秀相提并论，定为中兴守成之明君。
这是一个让应试教育出身的屌丝懵逼兼三观颠倒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澶渊之盟后，宋辽从此不再战，直到最后北宋受不了灭辽的诱惑。而绍兴和议后，宋金也不再战，最后也是受不了灭金的诱惑而出兵。南北宋大概都有背盟的恶名吧。赵家眼光短浅，真是无可救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澶渊之盟在历史教育课里，是有点归类于卖国的那种。随着离宋朝越来越远，后代的评价逐渐客观：以区区每年三十万银绢，换得大宋经济大繁荣，那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事儿。因为史书对此后那段时期的评价是“咸平之治”。赵宋以远不及李唐的疆域、人口，却能得到七倍于李唐的岁入。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是中国历史上民间最富足，文化最璀璨的时代。
因为，澶渊之盟，就是给了草原民族一条活路。当时或者是屈辱的方式，后世看，却是极富前瞻和全局观的策略。而这百余年的社会繁荣、安居乐业与文化璀璨，比之连绵不断的战乱，怎样的取舍，是不言而喻的。相较付出的几十万岁币，大宋岁入以百倍计。真是可以忽略不计啊。
绍兴和议也许也是。如果没有风波亭的话。
这大概是正史的观点吧。因为他们认为，绍兴和议或许也有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但毕竟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当时金兵已经占据华北腹地，甚至盘踞中原，游牧民族并无前述的那些经济上的理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绍兴和议是有割让土地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岳飞便是死于绍兴和议的条款的缘故。
其实割让的土地，不是事儿。因为那些割让给金国的土地，就是岳飞刚刚夺回来的河南一带的土地。在宋朝来说，夺回的那些土地，那是恢复中原，理所当然；在金国的立场，那是改变现状。既然是宋朝提出和谈，金国当然要求回复战前实控。所以，领土不是要害。要害，最后便落到风波亭这事儿上了。
这事儿，活该秦桧背了千年黑锅。
为啥是黑锅呢？因为，在我们看来，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很自然的事儿。可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是从十五世纪法国人提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开始的，直到十七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才最终界定出民族国家的概念。那时候，明朝刚好且已经灭亡。等到这种国家理念传入中国，那是更晚的事儿，大略是晚清了。因此，在宋之前，有皇帝的概念，朝代的概念，天下的概念，却没有我们现在认同的国家的概念。官吏忠于的是朝廷与皇帝，却不是国家，更不会是人民。而百姓呢，异族入侵带来的荼毒自然是难免，过后除了换个为之纳税服役的皇帝之外，小民们的周遭并没有本质改变。文人们或许浩叹“万里江山，尽属胡虏”，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很快他们就会给各种恩科或屠刀收拾干净了。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所以，我们丝毫不会在乎，带着鲜卑胡人血统的大唐，有三百年的国运与繁荣，至今我们仍为这种繁荣及其文化而自豪。同样，为大金皇帝效忠的陈和尚们也不会在乎他们自己其实是汉人，依然一次次奋勇击退蒙古铁骑的飙袭。我们可以很在乎岳飞为汉人而抗金，并抬高到圣贤的境界，却极少提及那些被赵宋皇帝抛弃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英雄们，同样在殊死抵抗蒙古异族的入侵，同样是用热血书写着无数的可歌可泣。
再往前，那个要投鞭断流的前秦皇帝苻坚的宰相王猛，史称贤相，史家每每拟之北朝武乡侯，从来就没有汉奸之名。
然后，往后看，忽必烈身边的耶律楚材，也没有人质疑过他的人品，更没有人指认他那一路的辽奸、金奸做下来的加料翻倍的贰臣身份。
或许吧，这些都不是有意的，但，至少我们不理解那些时代，以及那些时代的善恶是非观。
史载，绍兴和议达成后的南宋，满朝欢庆，举国欢庆。然后，秦老贼继续独相直到十五年后病重挂掉。不但恩宠不减，还居然是善终。而只有岳武穆悄悄陨落在风波亭。
于是，南宋北伐，成为永远的历史。
三、北伐旧事
这第三个话题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伐。
在农牧时代，骑兵对步兵的优势是武器代差的优势。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是再精良的步兵训练与装备，都很难抗衡的。因为骑兵有选择战与不战、选择战场与战机的权力。即便战败，骑兵最多被击溃，很容易收拢恢复战力。而步兵一旦战败，在骑兵的追杀下，难逃团灭。这便是号称弱宋的宋军，虽然对抗辽金夏的胜率在七成以上，战略上却始终被动的原因。
骑步代差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统一，大多数是从北到南的征服。自江南起兵而成功北伐的，其实只有两次加两个半次。偶尔也有从蜀中、荆襄起兵北伐的，但是一次成功的都没有。
当然，江南的丘陵和水乡，也是有效对抗骑兵的地理因素，所以，多次衣冠南渡，北方骑兵便受阻于江北，于是南北分治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出现，便是因此。
不过，奇迹总是有的，比如项羽，比如朱元璋，他们都成功地完成了整个北伐。项羽时代的骑兵，应该是没有马镫的，有没有鞍却是未知，所以，马背上的骑兵由于无法借助马力，对步兵的优势并不明显。或者更多用的是车兵。但朱重八的北伐成功，却是实打实的。究其原因，蒙古人肆虐中原百年，大概留下了太多的战马在中原吧。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仁宣之后，随着马匹凋零老去，由于与北元断绝了贸易，马匹自然得不到充分补充，从此明军再也出不了长城，也许便是因此。所以，细说起来，朱元璋是骑兵战胜骑兵，项羽是步兵战胜步兵，并没有脱出步骑代差的藩篱。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历数两千年胡汉互砍，我们就会发现，即便东汉式微，曹操的军队仍然可以横扫各种单于，直到西晋八王大乱，精兵内耗净尽，五胡方能越长城而乱华；大唐后期，即便藩镇割据攻伐频仍，但各地藩镇人马依然不是游牧民族敢轻侮的。而明末，除了举国财力支撑的数万关宁铁骑之外，再也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精锐了。这便是不同边贸政策带来的国力差异。所以，还是要改革开放啊。｛手动笑脸｝
另外两个半次北伐，一次是常凯申干的。老实说他老人家，确实是一条爱国的汉子，虽然地图开疆不已，最后胜利转进了台湾岛，但他毕竟带着北伐军一路打到华北，还成功忽悠东北的张花花公子易帜，耍无赖地用各种非军事手段，名义上政令统一了中国。至于另外半次，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刘裕干的。
老辛有词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个寄奴便是宋武帝刘裕。五代两宋时期，对于那些试图恢复中原的仁人志士们来说，刘裕是绝对的偶像。偶像的原因，便是因为他是仅次于后世朱元璋的北伐之神。
刘裕自幼家贫，初为北府军将领。自隆安三年（399年）后，对内平定孙恩和桓玄，消灭桓楚、西蜀、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国，使其全境归附。被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也被称为“南朝第一帝”。
上面的每一个人名、地名，都只是简单的一个单词而已。但写在史书上，都是堆砌宋武帝宏大功业的丰厚素材。是的，这是中国史上南朝从未有过的作为，偏安江南的王朝，无有出其右者。
所以，不但老辛们对他佩服无已，便是本文的主角岳武穆，也是对他奉若神明。比如，岳飞拟定的收复中原、攻略两都的战略，就是照搬刘裕的。
问题就在这里。他学得太像了。
四、夺门之变
什么问题呢？好吧，这个问题先搁着，我们先看第四个话题：最有价值的皇帝是被俘又释放回来的皇帝。
历史上，被活捉的皇帝很多，但基本都是亡国之君。著名的有大智慧的刘禅，他一句“乐不思蜀”，彻底消除了司马昭的疑虑，他也因此得享天年。最蠢的是同样名为“后主”的李煜，他还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于是很快被毒死。我深刻怀疑，李后主词中的不堪回首，不是怀念南唐故国的江山，而是因为小周后多次受辱于赵光义这事刺激的。
非是亡国之君被抓的倒也有，比如宋钦宗，再比如明英宗。
所以，我们又说回朱祁镇。其实明英宗朱祁镇是个好人。他任贤臣，他手下的三杨，是明代最优内阁。他废殉葬，这事儿的划时代意义，现代人是难以切身感受的。但不幸的是，好人心地善良，也就容易轻信，偏偏轻信了一个坏人，那个著名的阉货，王振。
然后是土木之变，然后朱祁镇自己当了俘虏。当然，就像前面说过的，大明的皇帝，都是有节操的。即便被俘虏的皇帝。
但是，皇帝被俘虏，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危机。虽然极其严重，解决危机的方法却很简单，另立一个皇帝就是。
方法很简单，难度却很大，因为皇帝是天子。而天子，只能有一个，换一个是不是就表示前面一个是错的？这种说法，是谁也无法承担的。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于谦承担了。于是一个明朝很著名的皇帝登基了。他的著名，非关功业，也不是他特别昏庸，虽然比起他的哥哥朱祁镇的才能来说，他是差了很多。他的著名是因为我们现在连小孩儿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景泰蓝”。
故事还没有结束。
俘虏朱祁镇的也先在各种敲诈勒索无果之后，终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最有价值的皇帝是被俘又释放回来的皇帝。
于是正统帝被放回来了，然后被景泰帝幽居南宫了，然后，在旧臣子的拥戴下，复辟夺回了帝位。
当然，这些，都是发生在赵构死后数百年的事儿。
五、风波亭的不免
好了，终于可以开始说我们的第五个话题了：赵构的两个选项。
作为本文的终极大Boss，只听着“叨叨叨叨”一阵锣响，长江里爬上来一个宋高宗。
传说中赵构泥马渡江，在江南安下小朝廷，是为宋高宗。这个“泥马”二字，大概是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现在这两个字是国骂。然后，他老人家因为渡江时某些不该被冻的地方给冻坏了，兼且惊吓过度，于是居然……不举了。而且好像还类似溥仪，也是终身的。面对满宫佳丽，居然不举，这样的悲哀，可以想象，每天晚上赵构同学心里是有多少万匹草泥马奔腾终夜。好吧，这也算是报应。
其实赵光义一系，有很多报应。
往前追溯，《湘山野录》有“烛影斧声”的说法。这说法大行于世，便是因为太多人质疑赵光义得国不正。如果说按他娘的说法，兄终弟及，赵光义应该传位给弟弟，但他有先见之明，在位的时候先逼死了赵光美。如果说幼君不守国，那成年后的德昭自刎德芳横死，死因都可疑。总之，赵光义传位给自己儿子，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按史家牢骚，靖康之乱，太宗后裔为金人所掳，为奴为婢，最终荼毒殆尽，大略也是果报。
但，这果报并没有结束，成功补刀的报应还在后头。宋高宗的独子已夭，渡江后因为那啥，再无子嗣。他挂了之后，由于太宗后裔都被金兀术掳走了，于是继位的宋孝宗赵昚，是太祖的后裔。
或许这也算是历史固有的纠偏能力吧，我们看到其它的例子，比如成吉思汗看中的是拖雷，可是各种折腾，最后只能传给窝阔台。然后，最后争霸天下的蒙哥和续位的忽必烈，都是拖雷儿子。于是有元一代帝王世系，都是拖雷一支。赵宋倒也相类。
赵光义一支的历史功过，是很难言的。这偏该不该纠，很让人纠结。比如说，至少，他有个好孙子成了宋仁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文明最璀璨的盛世。《宋史》赞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后世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实在是个让人心向往之的时代。
赵光义一支也有不能原谅的错失，比如丢失安南。现在，我们谈五代十国，都选择性地略去了交州。我们知道，交州就是越南的河内。从秦代赵佗开疆一直到唐代，那一带都是华夏疆域。在五代十国的时候，那里也闹独立，国号叫“静海”，也算是十国之列。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大宋一统天下，自然也该把这个静海当作南唐、南汉、后蜀一样，统一进来。可惜赵光义们没有做到。结果，静海作为中国固有疆土一千年后，便最终独立了，至今也正好是一千年。
而一千年后，我们的教科书里五代十国的章节，都不提这“静海”之名。真是让后人浩叹无已。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好吧，扯远太多了，说回赵构。
前面说秦桧背黑锅，其实那锅，也不是特别的黑。因为作为绍兴和议的主推者，他和主战派自然是势不两立的，在高宗面前如何构陷岳飞、韩世忠等辈，那是应有之义。虽然，这些作为，都是高宗所喜兼想要的，但秦桧也逃不了为虎作伥这一条。所以，活该他在西湖边跪了一千年。
只是，我们发现，无论他怎么做、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岳飞和赵构之间的不可调和。
在头两个话题里，我们大概知道，和议这种方式，是符合历史发展与经济规律的。南渡之初的南宋，也急需休养生息。虽然，这不是重要的因素，却是后面三、四两个话题得以成立的基础。
重要的是，赵构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选项：是偏安，还是进取。
我们看看进取的后果。
岳飞这个一根筋有个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二圣就是宋徽宗和宋钦宗这父子俩，也就是宋高宗的爹和哥哥。绍兴十一年的风波亭悲剧发生前，赵佶老头头已经嗝屁六年了，但赵桓还活着。也就是说，宋高宗的老爹已死，哥哥还活着。如果老爹在，迎回来当太上皇，那还可以接受，赵构自己可能还是可以接着当皇帝的。但迎回来一个哥哥就很麻烦。比如赵恒也来个“夺门之变”什么的。
对此，赵恒倒也做出了许诺。但，当时和后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也就为的是让高宗救回自己的说辞而已。一旦返国，必然寻思复辟。就算钦宗不想，这大宋可是有“黄袍加身”的传统啊，何况本来钦宗就是皇帝？朝中大臣借机抱大腿谋上进的，多如鸭毛……那个岳飞就是很可能的一个。他倒不一定是为了谋上进，但一定会拥戴钦宗复位。我丝毫不怀疑这点，至少，迎到钦宗的时候，他一定会按照天子礼仪叩拜的。
况且，南渡之初，高宗皇帝还邂逅了苗刘兵变，被迫禅位襁褓中的太子。后来虽然复位且逼死了太子，但他绝对是一只惊弓之鸟了。对于一个兵威权柄声望远高于苗刘的、还是口口声声不折不挠不听劝一定要迎回钦宗的岳飞，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金兀术这个笨蛋毕竟是野蛮人，没文化，他不懂这个。所以，死活不肯放赵恒回来，真的是蠢货。
所以，知道老爹挂了的宋高宗，当然是不会由着岳飞胡来的。
然后，我们就得重提话题三里关于岳飞效法刘裕的那个问题了。东晋亡于刘裕之手，便是因为他尾大不掉，占了长安洛阳之后，专程回到江南，把司马德宗干掉，自立为帝的。拥有号称“岳家军”这样近乎私兵的岳飞，一直效法刘裕的干活，赵构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戒心？要知道，刘裕当年的北伐，也是多么顺应民心的啊。不但杯酒释兵权的祖训犹在，岳飞还经常动不动就逼着赵构立太子……这都是作死的节奏啊……
对于所有认为岳飞一定不会造反的人，我是不知道谁能给你这样的信心的。别告诉我啥“岳母刺字”，正史野史都没记载这事。而且就算有，那岳飞天天念叨着“迎回二圣”，他要报的国可不见得是宋高宗的国，更可能是“二圣”的国。我们设想一下，岳飞真的那么纯忠，一道金牌就该起身了，何至于拖到第十二道金牌才决定班师？如果赵构信任岳飞，也不用那么麻烦，一道金牌就够了，也不必连续来个十二道金牌那么狗急跳墙。这充分说明，君臣猜忌已经很深了。同样，刘裕也不是一开始就想造反的。
所以，宋高宗如果采取进取的策略，风险很大：不是他哥回来大概率夺他的皇位，就是要冒岳飞自己称帝的危险。
那么，宋高宗还能怎么选择？作为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和议是很诱惑的，既顺应历史趋势，兼且解救民生疾苦、繁荣帝国经济。何况，让岳飞死，是和议达成且换回他娘韦太后的条件。而关键是，一旦和议达成，岳飞再能征惯战，也失去价值了。
所以，他一点都不要犹豫地就会选择让岳飞人间蒸发。如此，国内国外两个对他皇位的威胁，一石两鸟一箭双雕一起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岂不快哉？所以，秦桧老混蛋说：“此上意耳。”
于是，我们最终发现，这位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终于要无可避免地陨落了。他所处的环境，除了他的赤胆忠心之外，竟没有一个因素支持他继续活下去。即便我们穿越回去，无论如何晓以大义，甚至将宋高宗以身代之，亦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
如果无关忠奸大义、无关民族情感，仅就政治利益这一关，岳飞就过不去了。
想来，大义这种东西，从来是用来教育小民和后人的。推进历史每个节点的发展，从来只是权谋。政治的污秽，便是这种冷酷的利益交换和牺牲为基调的，不要指望一点温情。
让人无语的是，偏偏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此后百年的南宋繁荣，便是这种正确性的历史折射。
所以，指望政治能够秉持道义或伸张正义，那实在是太天真了。
所以，没有不亡的朝代，没有不灭的国。
也没有善终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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